在丁玲一生中，冯达是个重要人物、敏感人物，也是个扑朔迷离的神秘人物。几乎所有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文件中，冯达都被说成“叛徒”，1984年中组部9号文件里对他的定性是“叛变”。

把冯达搞清楚，才能真正把丁玲的南京历史问题搞清楚。

冯达是丁玲的第二个丈夫，是蒋祖慧的父亲，比丁玲小4岁。他与丁玲同居，大约始于1931年11月。丁玲在《魍魉世界》中写道：“这年11月，我们就一起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

冯达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盟员，既非左翼作家，也不是棱角鲜明的斗士，性格才华皆平平，与丁玲差距较大，所以他与丁玲的结合，或者说丁玲选择和接纳冯达，让人感觉有些意外。

这是一种特殊心境下的选择。冯达是在丁玲“寂寞孤凄的时候”，静静地“走进了”她的生活。

当时，丁玲对雪峰爱得死去活来，但雪峰一直理智地克制自己，两人的关系不会有结果，所以丁玲说“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她“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在这种境况下，冯达就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1983年12月19日丁玲告诉骆宾基：我同冯达好，这里边雪峰还起了作用，他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不能和很多人来往，坐在那里写文章，很苦，就给我出主意，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要像也频那么好当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冯达是他带到我这里来的，后来在上海，在四川，他们两个人还有来往。冯达一直很尊敬雪峰，“一·二八”的时候，雪峰住在北四川路，那里打仗，他要搬到城里来，搬到租界上来，又要租房子，经济上一直困难，所以把老婆送回去了，他一个人生活，有些寂寞，经常来我们家里，有时也约了到外头去喝咖啡。

楼适夷说：冯达“原来是上海豫园（那时称为城隍庙）一家照相馆的伙计。我认识那家照相馆老板，好像姓陆，只是招牌已记不起来了。史沫特莱是新闻记者，经常上那里去冲洗照片，认识了冯达，见他英语说得很好，外貌也老成，颇加信任，与老板商量，调他作了自己工作上急需的翻译人员。冯在史沫特莱手下工作，思想受了影响，也有进步的表现”。

1932年，楼适夷主编《大陆新闻》，冯达在《真话报》，两报同属中共江苏省委，楼适夷的介绍应该是可信的。

丁玲第一次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在1931年5月，那时冯达已经为史沫特莱服务了。史沫特莱曾写道：1931年3月我结束在菲律宾休假回到上海，“我的秘书冯达接我时告诉我，有24名年轻作家、演员、艺术家被捕而且已经被杀害”。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版。胡风记得，1932年底他从日本回到上海，“见到了只要可能就非来缠住丁玲不可的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