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这样描述冯达：“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100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15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冯达老实本分，做事认真，他没有热也没有光的“平稳的生活态度”，正是丁玲所需要的，冯达是水，能够让躁动燃烧的丁玲沉静下来。事过50年，丁玲在《魍魉世界》里介绍冯达时具体详细，记忆清晰，语气平和。

在丁玲遭绑架一事中，冯达究竟是怎样的角色，这是评价冯达的关键。普遍的说法是，冯达出卖了丁玲。早在1933年6月10日《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中就称：“有冯达者于5月14日带领多数便衣暗探到丁玲住所……”他们只注意到冯达是同特务一起进来的，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冯达故意拖延了时间，以为丁玲已经离家。

5月14日，冯达再次去看两个通讯员时被捕。但他带领特务回家，已是“下午一时许”，时他与丁玲约定的离家时间是12点，“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冯达进门后看到丁玲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

所以，冯达并非带着特务来抓丁玲的。

在《魍魉世界》里，丁玲被捕后斥责冯达“是你把我出卖了”，冯达“连声解释”说：是“有人盯梢，我们的房子被人注意了……”丁玲还说，“我是不原谅他的，但那时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住址，也没有写自首书”，也“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注意，丁玲认为冯达只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她真正气愤冯达的，是他1934年4月至11月到国民党机关去做翻译，甘心情愿为国民党做事，她气的是冯达太软弱！

2010年7月2日，笔者去看蒋祖慧，她谈起了她的父亲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