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知道冯达，是‘文革’中间，江青说：蒋祖慧是双料货！指的就是我父亲冯达是叛徒。抗战胜利后在晋察冀时有人跟我提起过，我问妈妈，我爸爸是谁？妈妈说，问这个干什么，他死了！我真正知道他的事情是1975年，我去山西长治看妈妈，她晚上要我和她一起睡，讲给我听的。当时我很困，也没有兴趣听这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文革’以后，我们团有一个人的父亲在美国，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父亲认识我父亲。后来通过他父亲，冯达知道了我的地址，我也知道了他的地址，我们就联系上了。冯达的爱人叫郑慧，我称呼她慧姨，他们有两个女儿，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小女儿1978年生病死了，大女儿是医生，在美国开私人诊所，她和她妈妈长期住在美国，冯达因为不习惯美国生活，独自一个人住在台湾。他在一个类似我们社科院那样的研究机构搞研究（按郑慧信中称之为‘国关中心’），主要翻译苏联经济方面的资料，我去参观过，那里的中国杂志报纸特别全。但他不愿涉及中国大陆方面的事情和问题。他写文章用的笔名是‘一心’，有人分析说，‘一’是丁玲‘丁’字的上半部，‘心’是祖慧‘慧’字的下半部。”

冯达的工作单位，郑慧致蒋祖慧信中称之为“国关中心”，其全称为“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据已故中共党史专家高华说：“在两蒋时代，‘国关中心’起着‘智库’的作用”，“是台湾研究大陆事务和国际问题的重要单位”，早先隶属于军情系统，是该系统进行大陆事务研究和对外开展学术活动的掩护单位”，下辖6个研究组，1975年划归政治大学，逐渐“转型成为一般的研究和教学单位”。了解了冯达工作单位的这一背景，便可理解他给祖慧信中说的“如果我认为我可以去大陆，我早已到北京和你一家人团叙了”。

冯达有一个邻居每天早晨陪他散步，1990年春季的一天，冯达没有去散步，邻居不放心，到家里一看，他摔倒在地上，赶紧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冯达的颈椎摔坏了，病得很重。郑慧从美国赶回来，冯达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告诉祖慧，希望她能来探望。他们是1988年底取得联系，一年多来他作过种种见面的计划，去东京见，去香港见，都未能实现。

当时去台湾的手续很难办，芭蕾舞团赵汝蘅的爱人廖晖是国务院侨办主任，他帮了忙，打了招呼，所以祖慧办理手续很顺利。父女终于相见了。祖慧说：“我看到他时，他很激动，但是我好像一下子唤不起那种父女之间的感情。”她在台北住了两个星期，住在医科大学招待所，每天都到病房探望好几次。冯达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讲话，只能摆摆手或摇摇手，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他与丁玲的女儿，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了。祖慧拿着《魍魉世界》问：这本书你看过吗？他点点头。又问：书里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他点点头。他曾经在给周良沛的信里说过：作者的记忆力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