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明这样描述他在延安大街上与丁玲意外相逢时的印象：“丁玲并没有瘦，反而更比以前胖了，身体也似乎更健强了一些，脸上呈着一种健康的黄赭的颜色了。……她说今天午后没有空，女同志们请她吃饭，她现在住在城外外交部内。”第二天一早朱正明去看丁玲，她同20多个北平来的学生坐成一个圆圈，已经在开关于中国文艺协会的座谈会了。

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开会，欢迎史沫特莱，她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丁玲主持，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出席，史沫特莱发表演讲，黄华翻译，她说丁玲是她的好朋友。马海德带史沫特莱去访朱德，她立刻被这位红军总司令深深吸引，决定写一部传记，并在秘书兼翻译吴光伟帮助下连续采访。

关于丁玲到延安后的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建议，“找一所适宜的房屋，静心从事写作”，“这里文学题材是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写”。大家都期待她以艰苦卓绝的红军斗争为题材，写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丁玲的“红军瘾”还没有过足，“因为她在前线上时，红军并没发生猛烈的战争，一般的说是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休战状态中，所以她没有能看到红军的血的斗争生活”。她去找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毛泽东给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派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告诉丁玲：你开始做工作，先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把团里主要的人名记住，并且要了解他们。

丁玲分管政治训练和文化教育，早晚给战士们讲课，夜晚伏在一只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写作。

警卫团都是小伙子，只有她一个女同志，丁玲干得很累，却没干好，后来回忆说：“干部、战士也不来找我，我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团部没有我的办公室，我就天天坐在我那个小房间里，没有事就翻书。”“我到战士那里去，战士都站起来欢迎我坐。坐定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什么，……我们过去的生活隔得太远了，他们大多是农民家里出生的小娃娃来参军的。”晚上她和团长、政委、副主任四个人听几个连的汇报，她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尽是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丁玲插不上嘴，就在一旁打瞌睡。有时他们三个人有说有笑，丁玲一进去，谁都不做声了。丁玲始终无法融入指战员中间，仿佛是个多余的人，感到“太难了”，“只好辞职吧，我自己要求免职，回去搞文协工作去。”“毛主席也说，我看你呀，还是习惯和知识分子一起，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你们处得很好。当战士嘛，和你还有距离，你们还不能打成一片。”她干了一个月就请求调离，写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作为那段生活的纪念。

此后她专门从事文艺协会工作。

朱正明说：“延安物质条件比保安好些，因此中国文协想让文艺附刊独立出版，丁玲等与《新中华报》数度洽谈，取得协议，就将文艺附刊改为单行本出版，并定名为《苏区文艺》，仍由徐梦秋编辑”，“但丁玲实际上起着主持和领导的作用，因为她经常来文协领导和讨论研究工作，稿件也经过她过目和通过的”。1937年2月3日《新中华副刊》第六期刊登启事称，副刊“自下期起改作《苏区文艺》，用本子式并定为周刊，字数亦略加多”。单本的《苏区文艺》虽然仍是油印，但有王亦民设计的封面，相比《新中华副刊》不仅美观，而且提供了更多发表作品的阵地。丁玲还准备出一本由她主编的《中国文艺协会月刊》，写了一篇《苏区的二月》预定在创刊号上发表，却因为纸张印刷等无法解决的困难流产了。

《新中华副刊》，《苏区文艺》，几百个文协会员，文艺小组，这些就是延安文协的主要工作。文协主要成员只有丁玲、徐梦秋、王亦明、朱正明等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