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丁玲主持文艺协会召开过两次座谈会，讨论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到会有七八十人，坐满了一个教室。朱正明作了一个报告，他主张“国防文学”的口号，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太狭窄。吴奚如和白丁则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丁玲在1983年10月28日向陕西省社科院同志介绍延安文艺情况时说：“我是不想开那个会的，因为我对这两个口号没有研究，我当时也不在上海，我又不是搞理论的，我也不想在这里做个总结，做个结论。但他们有意见，那么就开。吴奚如和白丁因为他们在上海是大众文学这一派的，李应生（按即朱正明）在上海是个小联络员，不是大联络员，他比较年轻，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他是‘国防文学’派的。”

丁玲写了《文艺在苏区》，载于5月1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详尽介绍了陕北苏区的文艺工作。她认为在苏区，“虽说无处不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素材，然而优秀的杰作却不多见”，但是苏区文艺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超，却为大众所喜爱”，这表现在红军部队里各种报纸和墙报上，表现在各机关、群众团体的小报及列宁室的墙报上，有油印也有铅印的，“这里都挤满着很多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使用文学上描写的手法，画出了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其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第三个表现是“对文艺的兴趣提高了，文艺的书籍有人抢着阅读，而且成立了文艺协会。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在延安的会员就有几百。油印的刊物（纯文艺的）总是供不应求，每日都可以接到索阅的函件。作为撰稿者的前方指战员，或者村落上剧团团员寄来的稿件，塞破了编辑者的皮包，琳琅满目，想不到的一些材料都被使用着了”。虽然苏区文艺水平比较低，但作者在文末反问：“这难道不是令人满意的情况吗？”

丁玲还参加了大型革命回忆录《长征记》的稿件编辑工作。1936年8月5日，总政治部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函，之后收到200多篇来稿，大部分基础较差。编辑工作以徐梦秋为主，丁玲、成仿吾辅之，三个人从来稿中筛选编辑出100篇。丁玲说，虽然《长征记》的文字不免良莠相杂，但“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掉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1937年4月初，燕京大学学生任天马（原名赵荣声）等十余人，按照埃德加·斯诺提供的路线和方法，经西安辗转来到延安访问。抵达当晚，就由黄华领路来访丁玲，丁玲把来陕北这四五个月的见闻和感受讲给他们听，彼此谈得投机，深夜方散。后来这些学生又找过丁玲，任天马在丁玲住处看到编辑《长征记》的情况：“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皮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的写上无数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三十本上，也同样的改得糊涂满纸了。”

《长征记》1937年春天编就，但是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

4月，延安第一个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博古来约稿。丁玲为创刊号写了《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这是她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也是第一次描写红军，却是一个13岁的掉了队的小红军（与丁玲上前线时那个勤务员年纪相仿，必有他的影子），丁玲调集了几个月的生活积累，小红军、老太婆的形象真实感人。结尾，抓捕小红军的东北军士兵为小红军蔑视死亡仇恨日寇的情怀感动，放下屠刀与之拥抱在一起，既体现了国共联合抗日的精神，也表现出对于东北军的一种赞赏，丁玲来陕北途中，曾经得到他们护送。接着丁玲又写了《东村事件》，在《解放》周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