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人物就这样一个个出现了，在丁玲的脑子里逐渐丰满成形，她动了写小说的念头，一旦有了这个念头，她就捕捉孕育了更多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出现在她脑中的不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不是土改斗争的积极分子，不是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是引她同情惹她注意触发她思索的上层阶级人物，她的小说起源于她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而非政治宣传的需要。

第三个村子是涿鹿县的温泉屯，这个村子在桑干河畔，盛产葡萄，比较富裕。工作组有5个人，陈明在《我与丁玲五十年》里说：“这个村子的土改是由我们做主，所以在这里呆的时间比前两个村子要长些。”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暖水屯，就以此地为原型。在温泉屯一起搞土改的县委宣传部长张雷，是个20岁的小伙子，14岁就入了党，丁玲、陈明很喜欢他，解放后还常有来往，张雷后来曾任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195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变天记》。丁玲把他作原型，创作了小说里的县宣传部长章品，而章品经常穿的“一件没有领的衬衫”，则源自在东八里村见过的县委书记，他穿的是“没领的坎肩”。他们还遇见两个“夸夸其谈，空话连篇，干不了多少实际工作”的土改干部，按照“这一类人的影子”，便有了小说里的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

在温泉屯住了18天，一直到土改结束，“村子里的人们欢腾地开过了土地还家大会，又在欢庆中秋节”，丁玲“在村里的小巷子内巡走”，挨家挨户拜访，“家家的刀砧板都像打鼓似的响，他们都在包饺子”。这正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尾工作组就要离开暖水屯时的情景，那一节的题目就是《中秋节》。丁玲在这18天里，施展了在延安练出来的“无论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说到一块儿”的本事，了解到大量素材，她从那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琐碎杂事里，了解到家家户户之间错综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历史渊源，而这些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又把她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陕北的农民移植到了察南农民身上，这些新人物便似曾相识了，“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于是我不能安宁了，我不能睡，我吃不好”，“许多人许多人纷至沓来，拥挤盘踞在我脑中”，“他们带给我兴奋，紧张，不安定，好像很不舒服，但我感到幸福。我在他们的宇宙里生活着，编织着想象的云彩，我盼望着劳动，我向我自己说：‘动起手来吧，不要等了！’”

丁玲后来总结创作前的这个准备阶段说：“我在村里虽然没做主要工作，但是，我在村子里是一面听，一面观察、体会、理解，我是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中，人们是怎样的变化着，活动着。于是，在观察当中，我脑子里过去所保存的许多人物也都被联想、勾引起来了。譬如，文采就是个知识分子，他的一切活动，可以说都有其出处。现在，我是想用故事来烘托人物，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写人物了。”用故事而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塑造人物，这是丁玲自1944年起一直的练习、尝试、追求，她在延安想用这个办法写长篇，终因“故事”不足而放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她后来曾经对徐光耀说过，“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出动了11个师7万余人，对张家口形成东西夹攻之势，从南口、怀柔和集宁、丰镇两个方向，向张家口进逼。平绥线战事吃紧，边区机关开始撤离张家口。丁玲和陈明去涿鹿县汇报工作时，遇见晋察冀军政干校副校长朱良才，他着急地说：“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要打仗了，赶快回张家口，干部都在转移呢！”丁玲和陈明从京张线上的新保安车站坐上火车，赶回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