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几乎都疏散空了，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柯庆施告诉丁玲，只有最后一辆卡车了，是准备送陈瑾昆教授的，你们和萧三两口子赶紧搭这辆车走！

陈瑾昆是北平著名法学家，曾经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部的司长，1946年4月在北平中山公园讲演时被特务打伤，6月只身到延安考察，决心投奔解放区，携全家人逃离特务监视来到张家口。毛泽东对他很关照，9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电文中还询问陈瑾昆情况，要中央局向他转致问候并在生活上给予优待。9月22日毛泽东又致电陈瑾昆说：“……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版。柯庆施安排的汽车，就是送陈瑾昆去延安。陈明回忆录中说是送他回北平，此说不确。

丁玲、陈明带着蒋祖慧和张来福，跟萧三夫妇一起，搭乘汽车一路向南，到了山西境内的灵丘，然后步行去阜平。蒋祖林则随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撤退到建屏县柏岭村去了，这所学校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张家口一所工科专门学校合并而成。

从灵丘去阜平，是太行山的南段，十分难走，翻过“南天门”，涉过唐河，180里路走了4天，丁玲后来回忆：“这四天我们走的简直不能说是路，就没有一条可以叫做路的。我们就在没有水的乱石涧里面走，有时也有一点点水，每一步都要注意踩下去，连一个小毛驴的蹄子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地。我晚上睡着了也看见石子和高高低低的山岭。我们中午打尖的时候，在一个小茅棚遇见卖煎饼和豆腐的老头子，赶脚的问他要一颗盐他也不给，那老头说，你们想我能有一点盐，是多么不容易呵！”

在一路向南的途中，丁玲“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

10月初，他们抵达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土山村，住在《冀晋日报》的房子里。10月10日《冀晋日报》举行欢迎茶会，同时祝贺萧三50寿诞。

一安顿下来，丁玲就动笔了。这是她第一次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开始写作的时间大约在1946年11月初，陈明在屋子里砌了一个火炉，丁玲写作时，后背可以靠着火炉取暖。丁玲回忆：“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1947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2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祖林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没回来，《冀晋日报》也搬走了，村子里冷清了许多。在阜平小学读书的祖慧放假回来了，她和张来福排演了秧歌剧《姐妹顶嘴》、《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给村里也给家里增添了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