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怕人家说她有“地富思想”，却终于逃脱不掉。小说受到诘难，正是由于它所体现出来的“政策”，与官员脑子里的“政策”不相符，作者从生活出发，官员从政策条文出发，而政策也在不断变化调整中，且会有或“左”或右之误，以“政策”来苛求作家，创作就实在太难了。

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说，像土地改革这样改天换地的革命，“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一直在紧密地跟进和改进、尽可能地纠偏和纠错。也因此，伴随着土改运动而同时进行的土改叙事，就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重大政治题材，它既被迫切地需要着又不能不慎重从事。既然‘兹事体大’，则不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暴风骤雨》的写作与出版，虽然都出自久经考验的左翼名家之手，却都不可能是一个单纯得只由作家个人独立为之的纯文学行为”，“解放区文学发展至此，已不仅与革命政党的政治紧密结合，而且与其政策密切配合，这事实上将成为即将建立的新国家对文学的一种制度约束，而不久之后的事实也将证明，这种约束即使对革命的左翼——解放区作家来说，也将是难以持久忍受的束缚，而势必制约新中国文艺的发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于丁玲，是她创作的又一个重要转点。延安整风让她懂得了，作家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党的文艺工作者，文艺不是饭碗，首先是党的工具、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丁玲懂得了在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要坚持为工农兵的方向，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实践让她进一步懂得了，光有方向还不行，光有生活还不行，还要懂得政策，要按照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来分析生活处理题材。她越发明白了中共“党管文艺”的管理体制，脑袋里的框框和顾虑就越多，下笔就越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写得流利顺畅，她感受到创作的愉悦，后来她为“政策”苦恼，甚至于不知如何是好，无所措手足，而再后来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尽管她预留了一些很好的素材，却一改再改，始终不顺，原因也正在于此。

从1947年6月到9月，丁玲又“写了三个半月，送走了整个夏天”。这部小说“原计划分三个阶段写，第一段是斗争，第二段是分地，第三段是参军”，这时她只“用较大的力量写完了第一阶段，闹斗争这一部分”。陈明誊抄复写，吴小武和边区银行的秋晴姑娘也帮助誊抄了一部分。丁玲想找个人看看，提些意见，这个人应该又是内行，又对书的出版有帮助，第一个就想到周扬，他是文艺理论家，又是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掌管着华北解放区出版大权。除了陈明，周扬是这部书稿的第一个读者，他看到书稿的时间是194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