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

10月初，丁玲在阜平县广安镇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听传达全国土地会议，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3日下午会议开始，聂荣臻致开会词。8日彭真做报告，传达《中国土地法大纲》。11日彭真讲整党问题。彭真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丁玲“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因为“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后来萧三同志告诉我说，蔡树藩同志问他：‘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同志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萧当时说这书他也看过，其中并未同情地主富农。”蔡树藩，当时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丁玲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时采访过他。

至少有两位领导对她的小说不满意了。丁玲“听了这话之后，心里颇不愉快，觉得这个意见周扬同志并未同我说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还未写完，已完的部分，也不能看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虽然写了黑妮）可是他为什么向许多负责同志这样说呢？我心里是难过的，觉得同志嘛，何必这样呢？”

辛辛苦苦写了一年，却落得这样评价，没有赞扬，甚至没有一句鼓励，她所信任的周扬同志，以这样一种既不坦诚又不友好的态度对待她的小说，她没有想到。我信任你，第一个把小说拿给你看，你有意见不当面讲，反而上升到政治原则高度，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扩散，这不是给下一步的写作和日后出版设置障碍吗？

长期以来比较普遍的意见，往往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诠释周扬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笔者虽然也持此观点，但又一直怀有疑虑。其一，那时周扬一直想拉丁玲出来，先是到晋察冀中央局后是到华北局，在他手下做文艺方面的领导工作，他对丁玲并无恶感。其二，若说周扬嫉妒丁玲的才华，他是官员，地位稳固，丁玲埋头著书，并不对他构成威胁。其三，他们私人关系也不错，1946年秋天丁玲到了阜平，听说转移途中周扬的小儿子死于翻车事故，急得天天到河边去等他们，还让祖慧住到他家去陪周密玩。蒋祖慧比周密大一岁，她们在延安、张家口都是同学，祖慧说周密很有文艺天才，她俩一起演过《兄妹开荒》，祖慧演哥哥，周密演妹妹。周扬后来也为祖慧上学的事帮过忙。1947年5月去冀中搞土改复查，丁玲不肯搭乘汽车，宁愿与周扬一起步行，边走边聊，后来又一起去拜访冀中地区的主要军政领导人。

笔者试着站在周扬的角度，探索一下他的内在心理逻辑。

第一，周扬受到土改中“左”倾思潮影响。丁玲送稿子给周扬看，是在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即将结束或刚刚结束。这次会议对1946年“五四指示”中对地主让步过多的问题作了改正，检查了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原因，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说，这次会议“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此，会议虽然推动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以空前规模进行，但是‘左’倾错误也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会影响到周扬对于小说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