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晋察冀中央局某些领导对文化工作、文学创作不够重视，不大支持，有时甚至反感。冀中文协主任王林，11月16日在正定遇见开土地会议回来的沙可夫、丁玲，夜间与丁玲闲扯，丁玲说：“这个大会上，只有罗瑞卿提了几句文艺，说村剧团只应该说八路军好，不能说不好，好鼓励青年们大量入伍。别人就连提一个字也没有。又说，做总结的那一天，冀晋副刊上登了一段田间的诗。因为是一段，所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彭真看了看不懂何意，问邓拓，邓也说不懂。于是在会议上大发牢骚，说以后要算账，吃多少米，糟蹋多少纸，浪费读者多少时间。因为这一号召，使开会的人们普遍地讨厌起写文章的人们了。事后萧三找彭去谈，写文章的人并不是都如此，彭答应在文字上斟酌修正。”这也会影响周扬对于丁玲写长篇的态度。

第三，周扬早已对丁玲埋头创作、不愿工作有意见，他手下实在缺少丁玲这样的人手。至少有两个例子，一个是1947年3月丁玲住在抬头湾写作，周扬要她搬到城南庄来，丁玲不愿搬，分配她一些事情又不愿做。丁玲3月19日致陈明信说，“搬来后他将找些零碎活给我做。他已要我推荐作品去延安，因延安来电要。我已谢绝，但他总会设法使你不能完全推卸的。”再一个，也是1947年3月，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的文艺座谈会上，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长城》，成仿吾提议萧三主编，周扬提议丁玲主编，“当会议决定由萧三主编之后，周扬同志还同我说要我主编，我说我要写小说（正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且萧三同志也知道会议上是决定他主编的。这样周扬同志才同意萧三主编”。丁玲1947年5月15日致陈明信中也谈到：“周扬原来是要我负责的，他就说对他指萧三。无信心。”这一句话，在收入《丁玲文集》时被删掉了。

此外笔者还有一个揣测，周扬担心丁玲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风头太盛，盖过了他刚刚树立的赵树理这个典型。

赵树理小丁玲两岁，1943年就写出《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前者初版印了两万册，后者在《解放日报》连载，其小说农村气息浓厚，语言尤其生动。周扬1946年7月在张家口丁玲主编的《长城》创刊号上发表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解放区第一篇研究赵树理的专论，此文随后又在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可见周扬之重视。他称赞赵树理的作品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创作上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周扬作为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把赵树理树为实践讲话的典型、解放区作家的方向。

接着，周扬因被确定为访美学者，去上海找国民党政府签发护照，同时带去了《李有才板话》，郭沫若和茅盾立即撰文高度赞扬，赵树理的小说随即在国统区名声大振。1947年7月下旬，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文章称：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在此前后，解放区的出版社编印了多种赵树理创作的评论集。

这个会议刚开完，9月丁玲就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拿给周扬，以周扬的眼光，一定能认识到这部小说在反映土改的广度与深度上的巨大价值，整个华北解放区无有可比拟者，但是为了维护他刚刚树立的代表《讲话》方向的唯一典型，也是维护他积极贯彻执行《讲话》的功绩，他以赵为标准衡量丁，只能“扬赵抑丁”，把创作风格与赵树理差异甚大的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