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级别和职务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丁玲在建国后头三年达到事业的顶峰。她以丝毫不亚于男性的级别、职务、政治地位和工作能力，与男性平起平坐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在共和国中央领导机构中独当一面。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女性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她的精神状态极好，可谓“意气风发”。叶圣陶相隔16年见到她，感觉还是那么热情，健谈，“只是服装改了，穿的灰布解放装，先前在上海经常穿的是西式裙子”。

党信任她，1950年春天，担任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7月中央任命她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1951年春天，接替周扬出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此外她还是《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读那个年代丁玲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感情饱满得外溢，常常一发而不可收。看那个年代丁玲的照片，眉宇间洋溢着乐观、开朗与自信，即便与周恩来、宋庆龄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她也显得自然大方，毫无拘谨扭捏。1954年春天来到作协工作的丁宁，记述头一次见到丁玲的情景说，“上午9时许，先从大门口传来一串朗朗笑声，丁玲来了！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情景，我毫不夸张，就像迎接一位女王，连平日面孔严肃的邵荃麟，也喜气洋洋的样子。一个个，对丁玲那份尊重，那份热情，毫无虚伪，绝对出自于真诚。”而那时，丁玲已经辞掉了大部分领导职务，只保留一个作家协会副主席，去写长篇了。

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文联和文协合署办公，丁玲说她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编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丁玲在1985年秋天回忆说：“那时候文联是个空牌子，就是出一个刊物，没有别的工作，文联的工作归文学工作者协会兼管，事实上就是文学工作者协会来真正管事。那个时候主要的工作就是两个刊物，一个《文艺报》，是文联的，一个《人民文学》，是文协的，是个主要的创作刊物。《文艺报》由我负责，原来有个底子，陈企霞、萧殷在那里管，还有几个华北联大的学生，文代会的时候，原来有一张报纸，后来把报纸就装订成册，每期字也不多，这样我就答应下来了，觉得这个事情也不算太忙，稿子有来源，也有编辑，陈企霞编这个还是可以的，萧殷也是老编辑了。他们也说得很好，叫我少管事，挂个名算了，他们来管。四九年的事情也不是太多。我那时出国任务也重，回来了写点文章，也不显得矛盾。”

但工作远非那么简单轻松，因为中共自延安整风起，对于文艺是要“管起来”，文艺要服务于党的总目标，文艺工作者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步伐。这个在延安形成的政策，带进了新中国的北京，新文协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按照《讲话》精神，构建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社会主义新文学。作为文协主要领导，丁玲写文章做讲演，大声疾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这样几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

1949年7月，丁玲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言，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进城后如何工作，如何与国统区人民包括作家相处，提出要求。她劈头就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要执行这个方向，必须由解放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下决心去执行，刻苦努力，坚持不懈”，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城后不能做客人，要“和群众一同做主人”，“先要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同时也要继续“改造自己”，“将已经丢弃过的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她提醒说，“我们要时时警惕着”，“还有很多旧社会的影响要时时来侵袭我们，我们自己的残余的、或者刚死去的旧意识旧情感都会有发展，有死灰复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