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她在中国青年讲演会上作《在前进的道路上——关于读文学书的问题》讲演，提出好作品的标准是，能够“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能够“表现一个时代”，能够使读者去除“一些狭小的趣味和感情”，树立起“新的人生观，新的理想，新的感情和意志”，“这就是新文艺在我们生活中能起的作用”。丁玲分析了拥有巨大读者群的冰心、巴金等作家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她认为冰心的小说“的确写得很好，很美丽”，“给我们的是愉快、安慰”，但它“把人的感情缩小了”，“它使我们关在小圈子里”，“只能成为一个小姑娘，没有勇气飞出去”，而“今天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去建设，需要坚强、有勇气，我们不是屋里的小盆花，遇到风雨就会凋谢，我们不需要从一滴眼泪中去求安慰和在温柔里陶醉，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去掉这些东西”。丁玲又在1950年5月的《“五四”杂谈》中说：“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丽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男少女。”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这些小说“虽然也在所谓‘暴风雨前夕的时代’起了作用”，“但对于较前进的读者就不能给人指出更前进的道路了”。

1950年8月，她又作《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丁玲针对相当一些知识分子沉湎于旧的阅读兴趣，对于“市场上一天一天有了势力的书，却深深抱着反感”，希望他们抛弃“那个徘徊怅惘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抛弃“一些知识分子的孤独绝望，一些少爷小姐，莫名其妙的，因恋爱不自由而引起的对家庭的不满与烦闷”，抛弃“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对人民群众的斗争又不感兴趣，比较习惯于个人悠闲的欣赏‘艺术’的心情”，不仅不要沉湎于张恨水，也不要沉湎于冰心、巴金，她承认，“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的”，但是“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就会使人满意起来”。她打了一个比喻：“一件绣花的龙袍是好看的，是艺术品，我们却只能在展览会展览，但一件结实的粗布衣却对于广大的没有衣穿的人有用。我们会慢慢提高我们布的质量，并使它裁剪适宜，缝工精致，我们要使我们将来的衣服美丽，但那件龙袍，不管怎样绣得好，却只能挂在墙上作为展品了。”她告诉广大作者和读者，表现新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唯一的方向和选择，既然如此，“我们何必一定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而不直截了当的跨到现在的时代呢”。

两年后她说，这篇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是“我们的文艺受到资产阶级攻击的时候”，“为工农兵文艺的整个成就”辩护而写的。代表新的领导阶级的新文艺，要在国统区的广大土地上、广大读者中站稳脚跟，须要与旧文艺、旧的欣赏趣味欣赏习惯坚韧斗争，丁玲作为思想战线的高级领导干部，负有重任，不辱使命，《文艺报》就是一个重要阵地。

丁玲说她接受主编《文艺报》任务时，得到的指示是：“《文艺报》是一个会刊，登些指令、号召、决议、各地报告之类的文件，还可以登登工作经验”。但她“是不满意这个刊物的性质的，我们几个人依据这个指示，订了一个方针，就是‘《文艺报》是文艺工作与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它用来反映文艺工作的情况，交流经验，研究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