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闹水灾，她每天看报纸，着急地大声嚷嚷：“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哎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嗳！说呀！你说呀！”还“一指头直通到”李克额角上，批评他说：“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李克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好出身好，她把桌子一拍说：“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李克拿到一笔稿费，藏到枕芯里，计划着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场电影，但第二天就不见了。一问，媳妇给家里寄走了，李克生气地说这钱是我的，你不该一声不吭就没收了。媳妇加大嗓门说：“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并且说：“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的变了！”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新发的列宁装，旁的女同志穿上显得洒脱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沿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

舞厅门口一个西服笔挺的胖子殴打穷孩子，围了一大群人，谁也不张口，妻子勇敢地大声喝斥制止，并且在群众帮助下把胖子送去派出所。她问李克刚才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李克说这是社会问题，得慢慢……话未说完，妻子厉声打断他：“去鸡巴的吧！不吃你这一套！我就要管！这是新社会，我就不让随便压迫人！我就不让随便破坏咱们政府的威信！”

妻子在工作中渐渐发生变化，先是某些观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那些擦粉抹口红、头发像草鸡窝的女工不很讨厌了，说“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其次，她“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他妈的’‘鸡巴’一类的口头语也没有了”，而且买了一双旧皮鞋穿。更大的改变是，“她不容易接受人家的意见，不认错的毛病”也在变。

李克在小说快要结尾时终于看清楚妻子的优点：妻子误会保姆小娟拿了食堂大师傅的怀表，发现自己错了，立即去小娟家登门道歉。李克为此“有好几天感到不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不少新的东西，而正是我所没有的！也正是我所感觉她表现狭隘、保守、固执……的地方！也正从这些地方，我们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我们结婚三年，到今天，我仿佛才觉得对她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真应该后悔，真应该像她过去屡次严肃地向我说过的：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了”！小说直到这里，力图呈现李克对妻子工农品质的正面理解以及对自己知识分子习气的反省，但这一微弱的努力，难以扭转前面三部分形成的妻子“土包子”的粗俗形象，只能是一个点缀性的喜剧尾巴。

萧也牧谈到创作动机说，他是想写一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性格倔强直爽，又有些急躁、狭隘的人物，她的缺点“并非是本质的”，“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康濯说，萧也牧“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就是战争中同一位贫农出身的女工结婚的，进城初期双方也确有点矛盾。但也正如小说写的那样双方都是好同志”。康濯在晋察冀主编《时代青年》时，萧也牧是编辑，他们关系一直很好，1965年萧也牧因生活困难向康濯求助，康濯给了他“超过他来信要求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