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记得法捷耶夫的话：我们要加强批评，告诉读者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最重要的阵地就是文学报纸。她在第一次文代大会的发言中，就说到文艺批评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文艺工作者需要指导，许多读者也需要文艺批评来帮助他们学习”，“假如缺少正确的批评作为指导，创作是要走许多弯路的”。后来有人指出，“《文艺报》应该是思想领导的刊物，是指导文艺思想、文艺运动的刊物”，“是教育群众的”。这使丁玲更加明确认识到：“《文艺报》是一个批评刊物”，“编辑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们应该具有高度的明确的思想性，能判断是非轻重，敢于负责地表明拥护什么，鼓吹什么，宣传什么和反对什么，而且是热烈地拥护和坚决地反对”。编辑“应该从刊物的任务、从群众观点来帮助作家，弥补这作品里的某些缺点，提高作品所能起的政治作用”。

1950年春天，《文艺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检查工作，丁玲执笔写了《初步检查》，表示今后要“加强文艺与当前政治的配合，加强刊物的政治性，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平”，“号召文艺界打破不批评、怕批评、背地不负责任的批评等空气，建立正当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召开座谈会，讨论怎样加强报纸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战斗性。

那几年《文艺报》锋芒毕露，点名批评是出了名的，虽然日常工作主要是陈企霞和萧殷负责，但他们得到丁玲的支持。

从1949年9月到1951年底，丁玲在《文艺报》发表了20多篇稿子，其中唯一的批评文章，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这也是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篇重要文章。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刊载于1950年1月发行的《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成。“我”叫李克，知识分子出身，妻子姓张，贫农出身，15岁参加革命，是边区劳动英雄，1944年出席晋察冀第二届劳模大会时，“组织上分配我给她写传记，我们整整谈了三个晚上”，我爱上了她。进城前我们曾“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虽然两人的出身、经历差别很大，但生活上感情上很融洽，同志们说我们“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1949年2月进北京之后，两人就不断发生矛盾，越来越激烈，小说写了妻子的几件事。

她看不惯城里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她去饭铺吃早点，听跑堂的一报价钱，拉起李克就走，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看见李克抽纸烟，她当着机关同志的面，批评他说：“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合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搞得李克下不来台。

李克认为“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对她进行规劝和批评，但是她反问道：“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