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丁玲嫌东总布胡同22号太吵，影响写作，把家搬到多福巷16号。那是解放初文协买的一个四合院，原来是机关宿舍，马烽、康濯等都住过。如今多福巷仍在，但16号院在大跃进年代修建华侨大厦时拆掉了。

这个院子坐北朝南，大门钉了铁皮，涂了红漆，很气派。蒋祖林回忆：“北屋西边的一间是妈妈的书房，另两间打通成一大间是客厅。西厢是卧室。东厢的三间中，有两间打通为一大间是餐厅，房内放了一套沙发，也可以作会客用，另一小间空着。南屋的几间中，夏更起与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间。北屋西边的耳房用作厨房和暖气锅炉房，东边的耳房我住。”原房主卖房时，要求给佣人老关安排个工作，老关就留在多福巷，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冬天烧锅炉，关系在文协。

丁玲盛情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她当年的公务员夏更起告诉我们，常来的有罗烽、白朗夫妇，严辰、逯斐夫妇，诗人艾青等，他们私交甚好，丁玲总要留饭。甘露也常带着两个孩子来，那时已同萧三离婚，每次都要呆很久，吃了饭才走。田间、康濯也来得勤，都是谈文学研究所的公事，谈完就走。文研所学员里，丁玲喜欢的徐光耀、李纳、陈登科、玛拉沁夫等来得多些。杨朔、马烽、刘白羽是半私交，半公事。周扬也常来，他和丁玲的关系看上去很好。江青也来过两三次，坐一辆红色小汽车，带着警卫员，很显眼，初次来，穿一套灰色列宁装，衣服很得体，人也很出众，有风度，给她倒茶，她还谢谢。第二次来是秋天，穿了一件大衣。那大概是她和丁玲都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每次呆的时间不长。多福巷的大门上有个小窗户，一次李达来，老关打开小窗户问是谁，说要通报，李达急了：“我是李达！”开开门，他用拐杖使劲剁着地往里走，很生气。他有胃溃疡，要按点吃东西。丁玲说，桑干河畔涿鹿县来了人，“就住在我家里，我包饺子给他吃，为他倒茶、斟酒，陪他看戏，替他买火车票，使他一点不感到拘束或不方便”。

那时丁玲“红”得很，社会活动多，请柬不断，有时一天送来两三份，丁玲常把一些活动推掉。夏更起把烫着金字的请柬收集起来，攒了厚厚一摞。夏更起1951年5月到丁玲家做公务员，他说：我给丁玲到中国作协领工资，大约是300多元（300元多一点）人民币。大约在1952年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前后，丁玲在一次文协机关大会上宣布不领工资，靠稿费生活，连我的工资也是她自己出，后来我回到机关，他们还问我，你的工资是多少啊，连我的工资标准都不知道。本来机关给她派有厨师，她也辞退了，自己花钱另请保姆。丁玲在1976年2月写给蒋祖林一封信中说：“我因从来（从1954年以来）就没有领取过任何工资……”

虽然不领工资，但丁玲稿费很多，乐于助人，出手大方。陈企霞需要钱，她派人送去200元，舒群生病、买书，丁玲前后送他300元，严文井去音乐堂开大会未穿大衣，丁玲就给了他一件皮大衣。文学研究所学员沈季平的母亲生病，丁玲拿了20元叫他寄给母亲，沈季平1951年6月6日致丁玲信说：母亲“晓得同志们是那么亲切，她也就知道孩子们在外面，在革命的大家庭是多么幸福了”。丁玲散发着魅力，大家都喜欢和她接近，听她聊天。1953年夏天她在北戴河疗养，雷加写信说，他很忌妒逯斐，因为“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见你们。她的神色是颇骄傲的……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见你们，因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没有事务再去束缚你们，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丁玲安排方令孺带着女儿去北戴河疗养，方令孺写信说，“和你在一起谈话不但得到最大的愉快，更得到很多教益”，并对丁玲安排她们母女住一个宽敞的大房间不安，看到逯斐母女杨犁夫妇都是住一间小屋，“心里老像是做了贼一样的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