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写信告诉丁玲：“有一天，在火车上，一个青年在看苏联小说，我问：‘你喜欢中国哪个小说家？’他说‘丁玲’。他当然不知道你是我的朋友。”陈翔鹤从四川调来文协任古典文学部副部长，唯一工作是为《光明日报》编辑每周一期的《文学遗产》，“在作协，他很少朋友”，作协机关“对他颇有微词”，说他政治觉悟不高，革命意志衰退，后来调去何其芳领导的中国文学研究所，搬去中关村。但陈翔鹤对丁玲夫妇却印象很好，曾去颐和园探望，并借了一本《沙恭达罗》，阅毕奉还时写信说：“在颐和园得二三次畅谈，十分快意；觉得你们两夫妻都有吸引人的力量。文章干巴巴的不好，难道为人干巴巴、冷冰冰的就好吗？可惜自从一搬到乡下来交通就十分不便了，不然倒是想来找你们谈谈的。”

20世纪50年代初与丁玲通信最多的当数陈学昭。丁玲认识陈学昭始于1938年8月的延安，但真正建立友谊是在1949年3月的沈阳，那时丁玲住在东北鲁艺，陈学昭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不料病倒，搬来鲁艺休养。她们常来常往，倾心长谈，陈学昭带有自传性质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刚刚在大连出版，丁玲读了，对她有了更深了解。后来陈学昭去北平参加妇女代表大会，丁玲还若有所失，在日记里说：“陈学昭走了，最近和她谈得较多，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

陈学昭个人生活不顺利，一陷入人际纠纷便顾虑重重不能自拔，心情郁闷，有时向丁玲诉说，有时向她求助。

1951年夏天陈学昭来北京修改小说《土地》，丁玲得知她在浙江不愉快，便问她是否愿意作为全国文联派到浙江的人，把关系放到北京来。陈学昭虽然高兴，却又顾虑省里会疑心她是因为有意见才走，就说等下次来北京时再办手续。第二年4月丁玲在苏联访问，陈学昭给陈明写信说现在很希望能够作为全国文联派驻浙江的人，“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关于在创作上的许多问题，在这里得不到帮助，只有全国文联才能给我帮助的”！丁玲回国后立即在5月7日给陈学昭写信，答应把她的关系转到全国文联，作为派出作家在浙江写作。陈学昭却又犹豫，5月12日回信，担心浙江不放她走怎么办，并诉说“近来心情非常恶劣，甚至感到苦痛”，工作上生活上困难太多，“组织生活常常过不到，党内什么事都不知道，党内刊物看不到，您们来的信都经别人拆开看过”。“这次评级，他们把我降了一级”，“就因为在三反中和三反前我讲了意见，人家一直都恨我。我心里实在不快活，有一种阴暗的思想，很悲观的思想，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生存在这个人事复杂的环境”！

丁玲也关心陈学昭的创作，她仔细看完土改题材的《土地》书稿，提了一些修改意见。1952年秋天陈学昭到北京看望女儿亚男，住在北大燕南园叶逸芬家里，一天傍晚回来叶逸芬告诉她，丁玲派人把你的行李物品搬走了，要你住过去，说她家里房子宽敞。

陈学昭信赖丁玲，说她“是一个厚道的同志，不挖苦不打击人，而且敢于挺身而出”，最隐秘的话也讲给她。1950年11月陈学昭在海宁县斜桥乡搞土改，给丁玲写信说心里闷得很，因为“又收到蔡的消息了”。蔡柏龄，蔡元培之子，陈学昭留法时的亲密朋友，她说“有些人对我和蔡的友谊是不了解的或者故意歪曲而用来打击我”，所以“这话我只有对你讲，对别人，那又会说我背上什么包袱了”。她在龙井体验生活，把市面上买不到的好茶带给丁玲。丁玲母亲病故，陈学昭写信安慰她：“没有流过眼泪的人，是不懂得人生的。歌德曾这样说过，忍受痛苦，就更体味到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