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拥有广大读者群，丁玲十分关注他，既在一些文章讲话中指出巴金作品的时代局限性，更希望他跟上时代步伐向前走，她写了《跨到新的时代来》之后，“一月多来，都有一种歉仄”，觉得“分析不够”，“有点疏忽”，“尤其有一个地方可以使人怀疑我将你与张恨水放在一起了”，赶紧给巴金写信做解释，说“我个人觉得你的文章是好的，是起了桥梁的作用，是起了进步的作用的。即使在现在也还有它的作用的。……但我以为很多读者满足于你过去的作品的思想水平，那就是不够的了”。她两次用了“诚恳的希望”，说希望巴金写出“新的作品，用你新的作品去提高你的读者”。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我鼓励你写下去。一个作家长期的对人生有着透视是不容易的。这不是下几天乡就可以获得的。你若是愿意走动走动，我欢迎你来北京，或者由我们送你到东北去看看。或者你先写点知识分子，在转变中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我以为这还是可以写得很好，而且也还有用的！”

1952年2月，全国文联组织战地访问团去朝鲜前线体验生活，巴金报了名。出发前，丁玲请他吃饭，说你很有才气，但缺乏对工人农民和战士的了解，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你熟悉的还是封建大家庭里的人，是《家》、《春》、《秋》里那些人，这次去朝鲜你了解了志愿军，有了生活积累，一定能写几篇好作品回来。当时有人劝巴金去工厂，巴金认为去朝鲜更锻炼人，丁玲也赞成他去朝鲜，要他“到各处看看，然后找个回国部队跟着回来”。丁玲还告诉巴金，她安排曹禺去了工厂，因为他是写剧本的，需要比较长期的生活积累，去朝鲜一年半载，写不了剧本。

对于老友沈从文，丁玲虽然心有芥蒂，但从进城起一直到1955年落难，沈从文几次向她求助，她都帮了忙，并一直鼓励他向前走。

受到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影响，1949年1月，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教学楼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在国文系任教的沈从文极为惊恐，精神紊乱，3月28日用剃刀划破脖颈，割伤两腕脉管，又喝了煤油，幸被长子龙朱发现送医院抢救，后转入精神病院疗养。刘祖春把沈从文的自杀，归咎于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对他的评价与丁玲的态度”，说这二者“有某种一致性”，成为“强加在”沈从文头上的“政治压力”。所谓丁玲的态度，是说1949年3月上旬的一天，沈从文到北池子去见丁玲，受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但是丁玲3月尚在沈阳，而且3月13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烈士，1936年牺牲。的女儿、进步学生张以瑛写信说：“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

对于沈从文1949年春的“疯与死”，近年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有新的分析。他说：政治的压力确实存在，但“未必是唯一的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而沈从文直至1949年2月接受北平《新民报》记者采访回应郭沫若的批判时，仍然表现得从容如常，看不出有什么紧张”。解志熙认为，沈从文由于与小姨子曾有过一段暧昧关系，导致家庭出现感情危机，张兆和要离家，甚至引起他最好的朋友卞之琳的责难，“如此等等因缘于感情问题而来的内在压力，恐怕就成了沈从文3月28日自杀的导火索”，“外在的政治压力和内在的家庭——情感危机同时俱来，于是外来的政治压力便成了掩饰内在的家庭——情感危机的恰当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