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8日丁玲抵达北平，6月10日就去看望沈从文，半月后又约了何其芳再次看望。丁玲1980年2月同叶孝慎等人谈话说：“1949年我到了北平，洪深跟我说沈从文很害怕，怕共产党杀他，你是不是去看看他，叫他放点心。我就约了何其芳一块去看他，何其芳是京派嘛，沈从文、萧乾、严文井、卞之琳他们都是京派作家嘛。他拿来一个药盒子给我看，叫‘鸡鸣散’。他说早晨一起来，就在门口看到的，是给他一个警告，鸡一叫他就完了。”

丁玲两次探视，沈从文并未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对丁玲的印象也决非“大失所望”，否则这个“不懂得趋炎附势”的凤凰人，绝不会再与丁玲交往，更不会一遇难处就向她求助。他实际上把丁玲视为新政权文化界领导层里，能说得上话的第一人选。

1949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详细述说了几个月来痛苦矛盾的心情。张兆和5月10日进华北大学，沈从文担心学习结束她会弃他而去，在信里说：“只要她在北平做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冬天，张兆和被分配到北京师大附中做语文教员。

1950年4月，沈从文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学校位于西苑，靠近颐和园，9月他去云松巢看望丁玲，年底学习结束写了学习总结，第二年秋天他将这份总结修改后加了题目《我的学习》，请丁玲转给报纸发表，作为自己的公开表态。文章11月11日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深受鼓励。沈从文去四川参加土改前，向丁玲征询注意事项，丁玲告诉他：“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丁玲也在1950年11月为《胡也频选集》写的序言《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回忆了沈从文与他们曾经的友谊：把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为营救也频忙前跑后，去南京找陈立夫等。

1951年11月，沈从文修改完5000多字的小说《老同学》，这是他解放后的第一篇作品，先是在1952年1月15日致信张兆和：“你可把文章看看，如觉得还好，就给什么刊物发表，让丁玲处理也成。”8月18日再寄丁玲：“是去年11月在四川写的，5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搁了4个月，现在才退回，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你如有钱，望为借100万，也派个人送到博物馆那边，我因特别事急要钱用，大概可分两次还你。”口气坦率，毫无客套。丁玲立刻让人把钱送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