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厄运始于何时？原中宣部的黎之说：“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当时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章竞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这个‘揭发’报告和附件，又提出关于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事。材料从‘胡风事件’中揭露出丁玲等一些文艺界领导干部与胡风关系密切，说他们有自由主义。材料很长，有他俩人的签名，我看过这个材料。”

1955年4月，刘白羽被增补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在1955年和1957年两次批判丁玲陈企霞斗争中，坐阵指挥的是周扬，冲锋在前的是刘白羽。刘白羽资历级别都低于丁玲，为何刚来作协就写报告揭发丁玲？黎辛说过：“那时在文艺界的党员专职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7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要批判这位在延安被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作家是不容易的。”没有党组书记周扬同意支持，刘白羽不敢有此举措。

第一个向作协党组反映丁玲自由主义问题的是康濯，黎之说刘白羽、阮章竞的报告“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或即指此。康濯调离文学讲习所后，1954年秋天担任《文艺报》常务编委，后来又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颇得信任。多年来有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康濯究竟反映了丁玲什么问题，是书面反映还是口头反映？

笔者看到一份康濯1957年12月7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检讨（打印稿），应该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权威版本。

康濯说，他对丁玲的意见是，“认为丁玲是严重的自由主义，认为她的自由主义有些不择手段和不利于团结”，其表现主要是散布对周扬的意见。最初引起康濯注意的，是写批评萧也牧文章的“李定中”就是冯雪峰这件事“都隐瞒了周扬同志”，这让他“第一次明确感到有点儿紧张”。后来他曾经“从支书的责任”，“向她表示她有错误并劝她检讨或向党写个书面检讨”，“希望她主动一些，免得麻烦”，但他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他也“曾和田间同志一道劝她有意见要找周扬同志谈谈，而她也总说她谈过，有些事谈得通，有些事谈不通”。这让康濯感到，“我要再不向党反映丁玲的情况就将向党负罪”，“于是我向党谈了丁玲的问题”。他以为反映情况以后，“党内开几次小会，严格地批评丁玲一下，别的领导同志也检讨检讨就行”，“丁玲是会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专心去搞创作的”，而“周扬同志等也有缺点错误，只不过丁玲错误更为严重”。康濯并不赞成作协党组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丁玲，“为什么不给她开开小会或好好地同她谈谈就开扩大会议跟她斗”，“开小会或好好谈谈会容易解决问题些”，“党斗得过火了”。

康濯说：“我前年提供丁玲的材料并没写成书面，可以对证”。而且，他向党组反映丁玲问题时，“党已决定要批评丁玲”，只是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在康濯反映问题前，“党”就已经“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