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阮章竞把问题反映到中宣部，陆定一部长该如何处理？如康濯所希望的“开小会或好好谈谈”，不失为稳妥简便的处理方式，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先后都在《解放日报》工作过。但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从报告题目可知，作协党组已经要“批判”丁玲。陆定一报告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

陆定一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中国作协党组从8月3日起，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机关楼下的小会议室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最初只有20多位13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刘白羽主持。周扬以领导身份出席，有时讲几句话。本来是要“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但会议一开始却是追查胡风分子，然后追查一封匿名信，是19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刘少奇，反映周扬搞宗派主义。8月5日第三次会上白朗发言说，匿名信和陈企霞一次谈话的内容、口气具有一致性，很可能是陈企霞写的。丁玲对这类会议向来不感兴趣，她坐在会场靠门的地方，经常站起来走动，揉腰，大概是腰疼。会议开了两三次，规模扩大到30多人，换了作协楼上一间稍大的会议室，内容对外保密。8月6日第四次会议开始转向，丁宁回忆说，《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贯从容不迫、勿须字斟句酌而成竹在胸的老练作风，说道：‘丁玲、陈企霞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而是反党性质，并且已形成那么一股反党暗流……’”“这是一个炸雷，炸得人蒙头转向”。后来又有人“几乎是点着丁玲的鼻子”说：“你反对周扬同志就是反对党！”另有不少人附和：“周扬同志代表党中央执行党的路线，反对他，就是反对党的路线！”周扬最后发言说，作家协会有独立王国小集团，有反党暗流，号召大家揭发。8月8日召开第五次会议，开始揭发批判丁玲，刘白羽说中宣部决定扩大会议规模，由30多人扩大到70人，请文化部、全国文联各协会派人参加，作协会议室坐不下，地点改在宝珠子胡同全国妇联的一间中等会议室。到8月13日第九次会议时，会议记录的标题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座谈“匿名信”问题》，变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座谈关于自由主义、反党暗流问题》。

丁玲一下就懵了，她没想到她会成为批判对象，而且罪名是“反党”！她更没想到陈学昭、菡子这些朋友也会揭发她，甚至不惜捏造大量事实。陈学昭说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还揭发说丁玲见周扬孩子死了心里高兴等等。有人告诉笔者，周扬听了这话，脸一下就变了。9月1日第13次会上夏衍发言说，丁玲、冯雪峰的思想根本上和胡风的思想没有区别，都有很阴暗的一面，怀疑他们是不是灵魂深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是不是有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