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还谈到文艺界领导同志之间、老同志之间的团结问题，认为“周扬同志负首要责任”。有人在会上提意见说，这些老同志是以丁玲为中心，同周扬不团结是受了丁玲的挑拨，丁玲反驳说：“实际上自到北京以后，这几个老同志同我来往都不多。柯仲平、萧三，长年不在北京，见面机会都很少。冯雪峰虽在北京，我们也很少私人过从，后来就无来往了，工作联系也不多。大家偶尔见到了，哪里会就谈挑拨离间的话，除非是有神经病的人。如谈到周扬同志时，他们还总是觉得我同周扬同志的关系有好转，表示庆幸，我也说我对周扬同志的看法，虽然接近多，工作上的意见会多些，但我还是能同他谈谈直话，我觉得周扬同志还是很好商量的，当然也会谈到工作上某个意见的，但这顶多也只有一两句，因为的确见到这些人的次数都是很有限的次数。而实际上，我同周扬同志接触要密得多，因为这几年我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正因为我知道这几个老同志过去对他有过意见，我又在周扬同志领导之下工作，还很注意，愿意少同他们来往。比如李伯钊同志从苏联回来后，我知道她有一些意见，她也同我谈过一点点，李伯钊同志总也希望能找我谈谈天，曾经三番五次约我去她家里，我们因为过去在延安一道学习，审干时也是她帮助我的，在北京因工作关系接触也比较多，但这时，我都不去，怕引起误会。我只向周扬同志提议他找李伯钊同志谈谈，周扬同志说，‘在宣传部开会，也不能说服她’，以后我就更远远地离开李伯钊同志（同样我也向周扬同志提过，找雪峰、陈企霞谈谈，他也未采纳）。老同志之间的关系，须要如此小心相处，实在是不正常的。而事实上，根据我同这些老同志的接触（柯、萧、冯），我知道他们对周扬同志虽然曾经有些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接受党的委托，领导文艺界全是拥护的，谁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他们间或与我谈到他的某些缺点，也是感到遗憾，而且是希望他有所改进，更好的领导。”

丁玲最气恼的，是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态度，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周扬那么凶狠，简直要置她于死地，多年一起共事，并无深仇大恨，怎么下得了手呢！丁玲写道：“去年党组扩大会，给我增加了新的印象，使我不能不对周扬同志产生意见。我也愿意趁这个机会全部向党披露。去年党组扩大会对我进行斗争，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我以为只要把事实说清楚了，我没有很多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我觉得很不应该。会议是由他直接领导与掌握的。我在北京，在他直接领导之下工作近四年。在我工作时期，他没有意见，说我正确，识大体，党性加强。在我离开工作两年多之后（这两年我常不在北京，正在写作），怎么对我工作的意见突然多起来了，而且严重到什么反党，反中央，反政策，两面派，破坏团结，文艺界的高饶等罪名，统统都掼在我头上。而且当做法宝，急于传达下去，甚至党外国外都知道了。与会的其他负责同志不完全清楚真相，难道周扬同志，接受党中央委托，长时期直接领导过我工作的同志，竟一点也不清楚吗？那么过去他称赞我的话是怎样说出口的呢？我始终相信他这些话是诚恳的，既然那样说，去年却又为什么随便改口，带头把这些严重的罪状加在我头上呢？真正对党负责、爱护同志的人（即使这个同志有缺点，有错误）是这样做事，这样对待下层同志的吗？”

丁玲把该澄清的澄清，该说明的说明，该反驳的反驳之后，8月23日写出《我的检讨》。至此，她要写的材料全部写完。

她承认了三条错误，一条是“腐朽的自由主义作风”，一条是“无原则的信赖、纵容和包庇干部”，一条是对周扬有宗派主义观点。丁玲在检讨书中说：“深怕犯了错误的时候，周扬同志会整我，而我又不会处理这种事情”，她怕挨整，却终于被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