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中，讲了对周扬“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

1947年春天，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决定恢复出版《长城》，确定萧三主编。周扬不大相信萧三，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要写小说，推掉了。萧三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周扬同丁玲说，在山沟沟里办文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想，既然没必要，为什么还要办？既然决定办，为什么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周扬对同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有戒备（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件时，会前周扬来丁玲家，丁玲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

丁玲自己也对周扬有一些顾虑。“在我负责《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周扬同志对我很宽容，经常向他汇报工作，他总是没有多大意见，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当时觉得他不太热心领导这些工作，又觉得他太忙，只能关心文化部的行政工作，可是总以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每当《文艺报》有了一点差错，周扬同志不是雷厉风行开会讨论，便是四处宣扬，如《文艺报》对《红旗歌》的讨论，其实刚刚发表了三篇文章。萧殷的文章，虽不够全面，有缺点，但不至反动，也决不是打《红旗歌》（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还说：‘打《红旗歌》就是打我们’，此话我至今不能理解）。但周扬同志赶快开会讨论。对《金锁》的批评，也只涉及了赵树理同志，周扬同志也即立刻开会，决定以后不能再这样做（实际稿子都是经过他审查的。在去年党组扩大会上，周扬同志也说这是‘打了赵树理，打赵树理，就是打我们’。这话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如对李定中文章也是这样，经过这几次，我就常常怕犯错误，心想要是真的犯了错误，就不知道该怎样了。我有了这种想法，便很想脱出文艺界的领导圈子，专搞创作（当然，想专搞创作，不是只为此原因），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我也常在心里批评自己。而这种顾虑，怕犯错误，和专搞创作的心情，都不可能不在共同工作的同志之间有此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