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代以降，台湾的柯庆明、吕正惠、张淑香、蔡英俊、郑毓瑜，香港的陈 国球，新加坡的萧驰等都曾提出重要观点。[39]普实克的则有弟子如李欧 梵等为其发扬“抒情”对照“史诗”的文学史观。[40]比起海外汉学学界对 抒情论述的此呼彼应，60 年代思考“抽象的抒情”的沈从文真是何其寂 寞。然而如前所述，沈的文字虽然不能见知于当时，他的贡献却不容忽 视 ，因为他代表了“五四”以来抒情表述的最后一线命脉。 沈从文、陈世骧、普实克与高友工等对抒情传统的召唤当然需要更 抒 仔细的研究。我所强调的是，他们对抒情的期盼不同，结论有别，却都是 情 传 在时间“惘惘的威胁”下 ?有感而发。这惘惘的威胁可谓古已有之，于今 统 与 为烈。在“现代”的语境里，我们对历史，对时间的焦虑和期望、抗拒和想 中 国 现 象，成为切身的 日常的考验。作为一种贴近主体生存情境的文学表征 代 性 (或“体类”)，抒情何尝外于历史? 用沈从文的话说，抒情是“中国历史 17 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41】 看 情 的 历 2．“抒情”与“史诗”的辩证 ：比较文学的观点 史 以陈世骧和普实克对中国现代抒情与史诗倾向的研究为坐标，我 抒 情 传 们发现西方 20 世纪前期到中期西方学人在“诗”与“史”间所做的种种 统 与 调适或辩证，也颇可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参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中 国 文 学 现 代 性 [39] 见柯庆明，<中国文学的美感> (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 )；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 (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 )；张淑香《，抒情传统的省思与探索》(台北：大案出版社，1992 )；蔡英 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 )；郑毓瑜。<六朝情境美学综论> (台北： 学生书局，1996 )；<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5 )；陈国球， 《情迷家国》(上海：上海书店，2006 )；萧驰，<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晨文化，1999 )。 [40] 普实克 1967- 1968 年客座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李欧梵适为其学生。80 年代初李为普实克 编纂 The Lyrical and the 昱p如。又见李的专文 “，R em iniscences of Professor Prtl§ek ：From H arvard to Prague，”in Jaroslav Pragek，PP．137一154． [41] 沈从文，1952 年 1 月 25 日家书。见<沈从文家书》，页 186。英美学界风云变幻 ，以声势而言 自非“新批评”莫属。[42】这一学派强调 检束印象情绪，细读文本，从修辞的“反讽”、“张力”与“吊诡”中找出 有机关系，用以形成阅读与写作美学的完整秩序。新批评的对象虽然 包含不同文类 ，但成就最大的是诗歌批评 ，尤其是偏 向抒情类的诗歌 批评。旗下大将布鲁克斯 (Cleanth Brooks，1906- 1994 )的经典《精致 的瓮瓶》(The W ell W rought Urn，1947 )书名灵感正是来自对济慈(John K eats)名篇 的解析 。 新批评坚壁清野的文本论似乎与历史划清界限，但识者早 已指出此 一立场其实与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价值紊乱息息相关。当一个历史情境 不再能为文化或社会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础，文学借文字、意象所形成的 “精致的瓮瓶”成为寄托的所在，[43】这里所含的文化守成主义思维不言 可喻。而“新批评”学派奉为先驱或同道的艾略特 (T．S．Eliot，1888— 18 1965 )、瑞恰慈 ( I．A．R ichards，1893- 1979 ) 及利 瓦伊斯 (F．R．Leavis， 三联讲坛 1895- 1978 )等人所强调的传统、信仰、判断力，以及“实用批评”方法，已 经反映了面对历史流变、择善固执的姿态。 这就引导我们再思陈世骧的英美学术渊源。广义的“新批评”传统 和现代中国文学关系深远，关键人物是瑞恰慈。1929 到 1930 年瑞恰慈 曾在清华、北京大学执教，影响了钱锺书、卞之琳等一批学生。此时他的 重要著作如《意义的意义》(Th e M eaning of M eaning ，1923 )《，文学批评原 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5 )等都已完成；他所示范的“实用 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 )突出文本阅读经验和心理反应，特重隐喻、语 [42】“新批评”一词得 自 194 1 年蓝森(John C row e R ansom )的专书<新批评> ( The N ew Criticism ) 。 主要经典作品包括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与华伦(R obert Penn W arren )的‘研究文学> (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1936 )‘，了解诗歌> (Understanding Poetry，1938 )；泰德(Alan Tate)的<反 动文集> (R eactionary Essays，1936 )等。B en6 W ellek，“The N ew C riticism ：Pro and Contra，”Criti- cal炯 uI时，V 01．4 ，N o．4．(Sum m er，1978 ) ，pp．611— 24 ；M ark Jancovich ，The Cultural P olitics of the N ew C ritic is m ，(C am bri dge：C am bri dge U niversity Press，1993 )。 [43J 布鲁克斯的经典<精致的瓮瓶> (The W ell W rought Urn，1947 )书名正是来自对济慈(John K eats) 的名篇的赏析。气、价值和晦涩(am biguity)的功能，质疑文本以外语境指涉的有效性。 此外，经由他的诠释，艾略特的诗歌和诗学尤其倾倒年轻的“前线诗人” 们。[44】不仅《荒原》(W aste Land )传译不绝，重要的文论如《传统与个人 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也由卞之琳等译介刊登。[45】瑞恰 慈的影响又因弟子燕 b 荪 (W illiam E m pson，1906- 1984 )来华 (1937— 1940 )得 以延续 。 就读北大时 (193 1—1935 )的陈世骧不能 自外这一影响。陈此时 抒 文学活动的史料所存不多。唯他与其时在北大任教的艾克敦 (H arold 情 传 A cton ，1904- 1994 )合译 的《 中国现代新诗》(M odern C hinese P oetry ， 统 与 1936 ) ，是为中国现代诗英译的创举 ，而此书编选的趣味显然反映了陈 中 国 现 与京派作家的往来以及现代主义的趣味。[46 350 年代以来，陈的论述频 代 性 频引用的当代大家包括艾略特 、布莱克谟 (R ．P．B lackm ur)、勃克 (K en· 1 9 neth B urke)、弗菜 (N orthrop Frye )都属于广义的形式主义的脉络。[47] · 看 1958 年陈在台湾大学演讲《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以杜甫的五言 情 绝句《八阵图》为例，一再强调杜诗的有机形式 (organic form )融会了个 的 历 人感喟，历史流变 ，以及宇宙悲悯 ，形成庞大而紧凑的生命 自省过程， 史 抒 尤其显示他的理论渊源。陈又强调实际批评 (applied criticism )需要默 情 传 会致知、触类旁通的直觉美感 ，导致“一个完整的经验，在成为直接的， 统 与 当前的，一种亲切感受——不过 ，……这种感受变成 了更有条理的秩 由 国 序，我们的心灵对所经验之美 ，更明确的警醒，更了悟此种美感各部分 文 学 现 代 性 (44 ) 见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3 )，第 2 章，页 67一 119。 [45】 同前注，页 86- 99 。 [46] 艾克敦 1932 年受聘在北大执教，内容包括<荒原>。艾曾与陈世骧同住，合译主要京派现代 诗人作 品。见 H arold A cton and C hen Shih —hsiang，M odern Chinese P oetry ( N ew Y ork ：G ordon Press，1975 )。见赵毅衡的论述‘，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页 95、161。又见陈国球的专论。<“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囊早期文学论初探>。陈 考证指出艾克敦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认识，多来自陈世骧。 [47] 见陈世囊，<陈世蕞文存> ，页 68、76 、26 1。成分构成的微妙。”(48】这分明是瑞恰慈一脉的路数了。陈世骧对杜甫 的频频致意，尤其是对《八阵图》一诗所描述的天下裂变，人难胜天，“江 流石不转”，历史功过不过转瞬的苍茫感受，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他个人对 当时历史的投射。而超越之道 ，是一种永恒式的了悟。陈引用了艾略特 的诗句作为说明： 我们追求探索的尽头 是要达到我们原始的开头 面对他有 了初步的了悟 [49] 这样的史观显然影响了他对抒情传统源头的探寻，因为我们对历史尽头 的探索就是原始的开头。 多少年后，当陈以“抒情传统”为中国文学特征作批注，他心 目中 “传统”不应仅来 自华夏文学精神的赓续，也应是他融会西学影响后的心 2 0 三联讲坛 得。这传统的定义必须包括了艾略特为独具才华的诗人所安置的“传 统”(如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利瓦伊斯为英国小说所描述的历 久弥新的“大传统”(G reat Tradition )。【50】唯其因为面对现世的分裂乱离 ， 陈对“兴发”的诗意才有了特别的期待；但也唯其对“兴发”的后果患得 [48】 陈世囊，<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 ，同前注，页 129。据‘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文后‘编 者附言) (‘文学杂志)4 卷 4 期)。陈世骧 1958 年 5 月在台湾大学演讲四次，讲题及日期分别 是：第一次，5 月 31 日，<时问与节律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第二次，6 月 3 日，<论中国诗原 始观念之形成)；第三次。6 月 7 El‘，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第四次，6 月 10 Et，<宋代文艺 思想之一斑>。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世骧的力作‘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将中西 文学相互对照，不仅援引西方“静态悲剧”的观念来诠解杜诗，并以。新批评”的方法与文类观 念分析‘八阵图> ，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新视野‘，文学杂志)4 卷 4 期刊出之后，影响深远。 见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 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 ，<台湾文学研究集刊> ，创刊号(2006 年 2 月)，页 1—33。 【49】 见陈世骧，<陈世骧文存>，页 129。原诗为“W hat we call the beginning is often th e end．And to m ake an end is to m ake a begi nning．The end is where we start from ，”in“Little G idding”(No．4 of “Four Q uartet8”)。陈文用以说明分析推理并不会破坏阅读最初的直觉。陈国球教授指出林庚 曾有诗句“追寻那一切开始之开始 f．’，汇通之处，可能有其时代的意义。 (50 ] F ．R ．LO avis，The G reat Trad ition ：Georg e E l如t，H enry Jh m ∞，Joseph C onrad ( London ：C hatto ＆ W in- dus，1948 )．患失，他对“传统”范式的源头伊始才更显得一往情深。 普实克的理论则呼应了两次大战之间兴起的欧洲左翼文化思潮。 越过影响研究的层次，我们可以规划出普实克与同期文人的想象对话关 系，十足耐人寻味。早在 1915 年匈牙利学者卢卡契 (G yt；rgy Lukdcs， 1885- 1972 )写出《小说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 ovel；此书英译迟至 1971 年才问世)。彼时的卢卡契仍然沉浸在黑格尔式唯心美学阵中，他 抒 视叙事文学的源头为希腊史诗，而生产史诗的社会是个圆融完整的生命 情 传 情境——一个有“神”的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小说兴起 ，叙事主体 日益脱 统 与 中 离史诗那样天地有亲、神人共处的情境，成为一种“抒情”的、自我内化的 国 现 特征。从塞万提斯 (Cervantes)到福楼拜 (Flaubert)再到现代作家，卢卡 代 性 契看出小说世界里 自传化的倾向变本加厉；“追寻”神话的分崩离析；还 2 1 有对时间患得患失的切身之痛。如何超越抒情，再回到史诗那样宏大有 看 机的世界 ，成为现代人 (想来包括卢卡契 自己)最大的乡愁。 情 普实克和卢卡契这两位东欧学者对抒情和史诗所显示的兴趣不无 的 历 史 巧合 ，但也反映了两人所共有的欧洲浪漫主义渊源。(51]值得注意的是尽 抒 管他们的起点相似，却得出不同结论。普实克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表 情 传 现看作是个人从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征候之一，卢卡契却怀疑这种个 统 与 人的抒情转向正是自史诗以来，西方历史(史诗)大叙事堕落的标志。就 中 囡 文 在普实克发表《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稍后两年，卢卡契 学 现 提出他对“抒情小说”的看法(1959 ) ，强调是类文学的主人公没有别的， 代 性 就是“一个灵魂，而[小说]的行动无他，只是这个灵魂的渴望。”C52 3但两 人的交锋之处是对 19 世纪写实主义小说的理解。前面已经述及 ，普实 [51] Leonard Chart，P．10；David M iles“，Portrait ofthe M arxist as a Y oung H egelian：Luk6cs’Theory ofthe Novel，”PM LA，V01．94，1(Jan．，1979 )，P．26． [52】 Gyorgy Lukdes，Soul and Form (Cam bridge，M A ：M IT Press，1974 )。P．104；gee M iles，P．26．如 M iles 指出，卢卡契的观念早于 Ralph Freedm an 的重要作品豫e Lyrical Novel(1963)。克强调抒情倾向是中国文学历史进入现代的契机，而由此而生的抒情主 体“理应”与历史的进程融会贯通，从而焕发出广义的抒情群体，完成从 抒情到史诗的过渡。西方写实主义小说的引进 ，恰恰体现了这一转化过 程。卢卡契的皇皇巨著《欧洲写实主义》(E uropean R ealism )则采取了病 理学姿态，审视一个叙事传统从巴尔扎克(Balzac)到佐拉(Zola)的症候 群。写实主义的存在成为真实——不论是黑格尔式的历史本体或是马 克思式的革命本体——悬而未决的状态。唯就意识形态的立场，两人对 史诗时代再度降临的憧憬，还是有殊途同归之处。 但谈论抒情主体在现代情境中何去何从，仍属本雅明(W alter Benjam in ， 1892- 1940 )的文字最得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青睐。试看他 1939 年 的 《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O n Som e M otifs of B audelaire )。[”】本雅明认为 波德莱尔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不论就社会身份或 2 2 三联讲坛 创作题材而言，都显示一种两难。这个时代抒情诗早已被读者冷落，抒 情诗所象征的社会关系和知识也不再与时代的氛围呼应。当此之际，像 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游走大众之间，冷眼旁观，他所诉求的不再是抒情 章句的汩汩流出，而是支离的意象，淆乱修辞；他的诗歌传达的是城市人 惶惑的感官生活中倏然而过的惊乍(shock )经验。抒情诗人既是时代的 见证，但也同时是时代的病征。与此相对的是“说故事人”(storyteller)。 说故事人行走市集村镇，吟唱古老的传奇轶事，他的演义非但没有今昔 的隔阂，反而深入民心，撩起了亘古的集体记忆。史诗的还是抒情的，本 雅明的立场不言可喻。 但本雅明的抒情气质才是他倾倒学界的原因。尽管 自居左翼，他浪 漫主义的我执和犹太宗教的信仰未尝稍减。这里症结之一是他有名的 “氛围”(aura)论。本雅明有言“氛围”的产生来 自主体对客体的观照，并 [53] W alter Benjam in“，On Som e M otifs ofBaudelaire，”Illum inations(New Y ork：Schocken Books，1969 )。 pp．155—200．在过程中感受客体的“回观”与“返照”，两相来往，形成人我，甚至是物 我交流的体会——这几乎像是社会主义的博爱外加犹太教的神秘体验 了。“氛围”不必落人直觉论或现象学的局限，本雅明相信“氛围”必须 显现在历史情境中；事实上，也正是在对“唯物”，也是“微物”的感知上， 主体理解他和时间的关系。环顾他所处身的现代环境，本雅明感叹“氛 围”退尽，唯有在 日常生活，在剧场 [像是布莱希特 (Brechet)的史诗剧场 (Epic Theatre) ]，在诗歌中灵光一现的刹那，可以提醒我们所曾记得的， 抒 或所不应该失去的。但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艺术／技术发明，如电影，怀 情 传 有好感 ，并从中看出布莱希特式的批判能量。[54】 统 与 本雅明抒情论述的两难到了阿多诺 (Theodor A dom o，1903- 1969 ) 由 国 手上 ，有了另一层次的转换。阿多诺嘲弄卢卡契 (间接的也应暗指本雅 现 代 性 明)对史诗的乡愁，认为正是 19 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姿态“：只有在个体 分崩离析的时代，才有了对群体盛世的崇拜”。{55]明乎此，他寄身所谓的 船 “否定辩证法”，也就是抹消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大团圆 (synthesis)，不指 胃 情 望一蹴可及信仰大跃进 ，而是肃然面对“并不存在的出路”。{563 的 历 或许正是怀抱这样的态度，阿多诺提出名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 史 杀)以后 ，诗不再成为可能。”[5，】历来有关这句话的解释已经所在多有， 抒 情 对我们而言 ，阿多诺点出历史的残暴不明处 ，让人无言以对，而诗只能写 传 统 出浩劫和表述浩劫的鸿沟，历史与语言的深渊。但阿多诺的论证迂回反 与 中 国 复 ，他果真认为诗在我们的时代真的不可能了吗? 文 学 时间又回到 1957 年 ，也就是普实克发表 中国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现 代 性 [54】 有关本雅明的批评和解读不胜枚举，此处仅举一例，A ndrew Benjam in and Peter O sborne eds．， W alter Benjam in ’S P hilosophy：D estruction and Experience(N ew Y ork ＆London：R outledge，1993 )． [55] Theodor W ．A dom o，N egative D ialectics(N ew Y ork ：Seabury，1973 )，P．191；M inim a M oralia (London： N ew Left Books，1974 )，P．245． [56] 因此阿多诺有言“：抒情作品永远是社会反抗力量的主体表现。”“0 n Lyrie Poetry and Society，” N otes to Literature，ed．R olf Tiedem ann，tran8．Shierry Eeber N icholsen，V 01．1(N ew Y ork：Colum bia U— niversity Press，1992 )，P．45。否定辩证的运用亦见同上书，页 38、43、44。 [57) Theodor W ．A dom o“，A fter A uschw itz，”in N egative D iale ctics，tran8．E．B．A shton，P．362．的同一年，阿多诺写出“抒情诗与社会”(O n Lyric Poetry and Society )。 阿多诺并不否认一般对抒情诗的制式批评，即其 自我的，内烁的，与社会 脱节的倾向。但他提醒我们作为一种文类 ，抒情诗与抒情主体先已经是 社会的产物，而抒情诗对 自我的诉求，也必透露出社会的情绪。这并不 是说抒情诗只能权充一个社会的反面教材而已，这毕竟是左翼偏见。阿 多诺所论的抒情诗更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反对意识的主观表现”。[58】他 以波德莱尔为例，指出波氏诗歌的力量不在暴露资本社会中个人的痛 苦，更不是一了百了的逃避，恰恰相反，他竟以他所但愿背离的社会为描 写对象“，打着红旗反红旗”，写出不可能抒情的境况里的抒情景观。因 此，波德莱尔的诗歌在抒情和反讽的边缘铤而走险，而他所置身的历史 境况的暧昧性也就呼之欲出。 2 4 三联讲坛 以上从比较文学领域观察抒情论述所可涵盖的议题，恰恰点出现代中 国文学研究这一方面的不足。所谓抒情和史诗的辩证，推而广之，不妨就 看作 20 世纪中期有关文学与社会、个人兴感与历史寄托的交锋。抒情看 似无伤大雅，但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每每引发强烈政治讯息和历史教训。 马丁·海德格尔(M artin H eidegger，1889- 1976 )在政治和诗学之间的拉 扯就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公案。海德格尔在 30 年代末期开始对诗作出思考， 一直延伸到50 年代。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使他预设了天穹和深渊，不死者 与能死者，诸神与众生之间的巨大距离。被抛在时间的情境里，人必须勉力 从被“遮蔽”的存在中找寻“开启”的契机。而诗与诗人扮演了最重要的沟通 角色。对海德格尔而言，诗人以其灵犀将语言的启示能量发挥出来“：以大胆 的灵魂，宛若鹰隼穿越狂风暴雨，向它的后来者，预言诸神的消息”。[s9)诗人 的语言不仅是表意的工具，而是彰显“神圣”的媒介；因此创作不仅是再现世 [58] Theodor W ．Adom o“，On Lyric Poetry and Society，”PP．44—-45 [59)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页322。界的功夫，而是在世界裂隙的状态中，带出存在者的无蔽的“真”。 海德格尔有言，诗是最危险的活动，因为诗人通达玄机，每每有不可 承受之重的负担；但诗又是最澄明无邪的活动，因为诗人承诺你我“诗意 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由此可达体悟超越的可能。[60]海德格尔诗学 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相互对照一向是比较文学者有兴趣的话题。{61】但从 本节抒情和史诗辩证的角度来看，我们无从忽略海德格尔诗学的酝酿、 发展恰巧和纳粹政权的兴亡平行，和海氏本人公开支持纳粹，战后亦乏 抒 悔意的事实。[6：]海德格尔对历史的憧憬到底具有他理想的诗一般的澄 情 传 统 明无邪，还是泄露了他自认作为先知者的危险承担，成为无解的话题。 与 中 与我们的“抒情”／“史诗”辩证关系更密切的例子是保罗· 德曼 国 现 (Paul de M an ，1919- 1983 )。德曼是举世 闻名的解构主义学者 ，身后却 代 性 被揭发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比利时的报刊上为文为法西斯主义捧场。 2 5 战后德曼移居美国，后任教耶鲁大学多年，对战争期间的行径讳莫如深。 看 但他的文学研究，不论是前期偏向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或后期赫赫知名 情 的 的解构论，似乎总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历史定位作开脱。而我们关心的 历 史 焦点是他如何以“抒情”文类为题，处理文学、历史和现代性的关系。 抒 1969 年 ，德曼发表“抒情与现代性”(Lyric and M odernity ) ，指出抒情 情 传 文类在文学史定位的游移：抒情诗一方面被认为是历史彼端，最纯真的 统 与 中 原初文字表现，一方面也被视为是截断传统，重新铭刻时间的首要元素； 国 文 换句话说，抒情诗一方面体现亘古长在的内烁精神，一方面又再现当下 学 现 此刻的现实。抒情文类的不确定性因此让德曼思考语言和文学徘徊在 代 性 [60] 同前注，页318。有关海德格尔诗学的讨论众多，此处仅举出一例，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 海德格尔·福柯>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 7 章。 [61] 如，潘知常‘，中西比较美学史稿>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页 219—414。潘比较海德 格尔的存在与真理和中国美学道与真的对照。 [62) 有关战后海德格尔对诗与政治，人文主义和超越真理的辩证，和其中显现的矛盾，见 Anson R abinbach，／n the Shadow of Catastrophe：Germ an m 把f如ctu口b betw een Apocalypse and E nl培^ 埘lm e眦 (Berkeley：U niversity of Californ ia Press，1997 )，Chapter 3 o“再现性”(representational)和“非再现性”(non·representational)的两端。 他的结论是，既然文学已经是种“寓言”(allegorical)性质的修辞活动，即 使“再现性”的意图和表达也终究不能逃避被误解、延宕的命运。阅读总 也包含了误读，抒情的两难于焉显现。[63】 德曼对抒情文类的诠释当然作了他个人的寓言阅读，可以延伸至其他 文类，甚至非属文学的表意活动。他理论的底线是对作为符号的语言强烈 的怀疑倾向。而当他将目标转向历史，问题就更为复杂。同在 1969 年，德 曼发表另一篇文章“文学历史性与文学现代性”(Literary H istory and Liter- ary M odernity)，在文中他指出现代性虽然强烈否定历史，但正因为它的维 新意义必须在时间内显现，因此又不能自外于历史。以往文学各个时期求 新求真——广义的“现代性”——的追求最大的悖论是欲洁何曾沽，注定 发现所谓推陈出新的“现代性”命题代代相传，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德 拍 三联讲坛 曼的对话对象原是德国浪漫主义论述，但推而广之，他竞以一视同仁的口 吻综论时间的洪流内，任何抒情——求新求真——的努力，总是徒劳无功， 总是坠人历史的循环延宕。究其极，他眼中的历史也被淘空内容，成为语 言浮游过程的代名词。文学／史(或抒情的和史诗的)因此成了自相矛盾， 或相互解构的观念。德曼最令人侧目的宣言是“：[文学／史]只告诉我们 历史知识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被书写的文本，就算是这些文本装 扮成战争或革命，也依然须作如是观。”“( 】 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历史毕竟不能被完全文本化。饶是德曼后半 生的文本论千回百转，他俨然总在防堵他前半生法西斯前科“真相大白” 的可能。讨论德曼公案的文献所在多有，其中批判最力的学者之一是蓝 [63】 Paul de M an，“Lyric and M odernity”，Blindness and Insigh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PP．166—186“；Literary H istory and Literary M od ern ity ，”PP．142一165． [64] Paul de M an“，Literary H istory and Literary M odem ity ，”PP．164一165．见 Dieter Freundlieb，Paul de M an’8“Postwar Criticism ：The Pre—Deconstructionist Phase，”Neophilologns ，81．2(Apr．1977 )：PP． 16 5 一 1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