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非常不幸，因为在求职的一年里，我不停地奔跑，以至于飞扬的尘土迷了我的双眼，甚至到现在，我的同窗依然流连在湖光塔影之间，而我却要在酷热中的六九城里奔波穿梭。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一年，我在奔跑中变得强壮。

这一年，我在成长。

去年北京的夏至，热，开始实习的我奔跑在尘土飞扬、烈日当空的六九城，累得吐不出舌头，像一条病恹恹的老狗。

我得打起精神，学院成立不久，实力没有名气大，自然也没什么资源，找个实习都要看人眉眼高低。能够进电台实习，还是因为老师的私交广泛。

而进台里第一天，见到了新闻台台长，传说中北大哲学系的校友，人很精神，语速很快，言语也干净利落一针见血，她的第一句话是：“要是想留在这儿工作，那最好不要到这儿实习。”

后来我才知道，她这番话，并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想进来的人太多，而名额实在有限。而年轻气盛的我，尚不知权威为何物，口出一句狂言：“我并不想留在这里。”那时，我虽然已经打定主意找工作，却不知道求职的路已经在脚下。

这是实情，那时的我，一心想去做严肃类的杂志。天职、公正、守望；冷峻、犀利、理性这样的字眼时刻引诱着我。

当然，我能跟烤串儿的大叔侃上半天，从生计到生育，再从中择出我需要的，比如为什么他们要在居民区烤串儿，引得居民一边吃串儿一边抱怨烟熏火燎垃圾遍地。

我想得很简单，我必须称职，至多辛苦到11月份四个月的实习期满，我就能展翅高飞天空海阔。

不过，刚到电台的时候，我还是很郁闷，体制的空气，冷硬，与校园自由散漫的气息完全不同。前两个月，我被教导倒垃圾、拿报纸、打扫卫生、整理每个人的桌子，做各种跑腿兼杂差。心底里有一点点委屈，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必须把姿态放低，别人了解我，才会给我机会。2005年7月的前两周，我经常跑到北广传媒8层的厕所里哭泣，以至于到现在我都觉得那里很亲切。

转眼就到了9月，我如愿变成了一个黑胖子，很多同学这时候才开始实习，相互碰面，他们都惊讶地认不出我。而一个同学的打趣突然提醒了我：“马上要找工作了，你晒成这样，胖成这样怎么办？化了妆估计也就三仙姑的水平。”

顾不上和他怄气，因为我捕捉到了另一个信息：求职的季节就要开始了，绝对应该趁着战鼓还没有敲响，紧锣密鼓筹备得一丝不苟，而这时候我手里只有一份以记事本格式存储的最原始的简历。

写简历的那段日子令我难忘，因为那时候我才来得及整理我的大学，三年有很多记忆有很多经历，有泪水有欢笑，有颓废也有忙碌。

第一份简历在一周后出炉，我得意洋洋地拿给师兄雅正，当然被他无情然而善意地嘲笑了一通，我这才知道要求职，所有的经历必须有的放矢，体现出自己相关的素质，而且不同的求职目标也要有不同的简历来对应。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我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位领路人。

在实习之余，我奋笔疾书，大有曹雪芹老先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在忙碌中，11月陡然而至，这是教育部规定的用人单位合法的最早校园招聘期限，以P&G为首的外企和广大有志于外企的同学同时蠢蠢欲动，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即将投身求职大潮的激动心情，连夜填了P&G因冗长而著名的网申。

而此时我的实习也有了微妙的进展，11月底，在我实习期届满而当时投出的简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的时候，台长几次叫我去办公室谈心，内容无非是想不想留下，经节目组的头儿的启蒙，我开始明白这已经是无上荣光的待遇，新闻台主动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接还是不？这是一个问题。投过十几份简历之后，我开始很深入地考虑工作这件事儿，大概是朱德庸的漫画给人的印象太深刻，我推翻了此前一直想留在媒体的想法，入哪行成了我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几个月的历练已经让我逐步认识媒体，之前的新闻理想开始动摇；而求职季节开始的时候，我的目标职位有市场营销、行政甚至后勤，从证券到药业，从银行到猎头公司，性质有外企、国企、民营，不一而足，然而都与媒体毫不搭界。

而电台，说实话，我对这份工作已经失去了好恶之别，只是简单地把它看成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除了坚持和努力，别无选择。而它的效益不错，收入自然可观，在多数人看来，不失为一个上上备选，我不能轻言放弃。

在这样的迷茫中，我迎来了第一次面试，重庆的龙湖地产，在业内很有声望，而我的意向是做一名仪态万方的售楼小姐。一面是十六个人的小组讨论，也就是通常说的群殴，一堆人噼里啪啦就一个很无趣的问题吵得热火朝天，未免有些无聊，而且组里有两个话霸，发言一泻千里又没有实质内容然而不容许别人打断。

当时的我，表现得应该是非常稚嫩，长达十五分钟的讨论，我只发了两次言，却鬼使神差进了二面，后来跟龙湖的面试官成了朋友，我求教于他，他笑着说了一句：言多必失。当然，这种私下的交流不见得是权威的答案，大概仅仅是一种个人偏好而非行业选择。

不过，经历了三十多场面试后，私以为，面试官的个人偏好非常重要。当然，没有必要为了一份工作而曲意逢迎虚以委蛇，我觉得面试官的偏好往往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得到这份工作，可能会因为不适应企业文化而痛苦万分。就我个人而言，P&G的应聘之旅可以作为反证。

在P&G热火朝天的网申的时候，我并没有拿到面试通知，甚至连宣讲会的邀请函都没接到，据一位内部工作的朋友说，这是因为P&G对一个人的心理素质要求很高，除了研发部门，申请任何其他部门，心理测验必须拿到满分5分才能过关。而我可能最多拿到了3分。

但到12月上旬，突然一个电话告诉我去面试，P&G的市场部，那时，第一轮的招聘热潮已经逐渐平息，而国企民企都还没冲杀过来，在市面并不热闹的时候，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无疑有种人品爆发的狂喜。

兴冲冲去面试，没有忘记朋友的忠告，努力做出非常积极，而且具有领袖气质，各种经历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的样子，俨然一位学界领袖业内精英人中之凤在高屋建瓴指点江山，不过窃窃说一句，我的口语其实很差，指手画脚的举手投足之间，我所传达的，不过一句话，我很努力，并且我很有能力。

接着进了二面，然后接着是多达四次的面试，是脑力更是体力和魄力的考验，因为临届考试，而很有可能一个电话就要把人召到广州参加一次唇枪舌战。

终于，经过将近一个月如同超女海选一样的浴血奋战，只剩下了五个人来PK剩下的四个职位。胜利在望，面试官找我们分别谈话。我并不知道他跟其他四个人都说了什么，而我是在结束了和他的谈话后决定退出。

在这场谈话里，我们——我和面试官，用中文交谈，几乎是闲聊，坦诚相见兴之所至，击节拍掌。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谈话内容和氛围，令我非常放松，甚至卸下了很长时间以来戴着的面具。也是通过这样的梳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适合这个企业，它要求每个人都是领袖，而我天生散漫的性格注定我向往做一个只是埋头干活的波西米亚流浪汉。

这时候已经将近春节，农历二十四我回家前粗粗统计了一下，两个多月我投了40多份简历，有20多家给了进一步的接触机会，最终拿到了11个工作机会。行业庞杂，我仍然没有理清自己的思路，我也仍然没有做出选择。在这样的迷茫中，我拒绝了很多单位的好意，有些到后来追悔莫及。

本以为2005年回家之前能够轻松地给家里人一个交待，可眼见天气由暖变寒，树绿了又黄直到枝叶阑珊，我依然在飘泊奔走。突然感觉到凄凉。

而这段时间，由于没有放弃电台方面的机会，我选择了继续留下来实习，开始拿些许的补助报酬，原来期望这样心情会比较好，但其实因为手头还是一直紧，最终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像一只伶仃的鸟，我期求飞到更高的枝头上，于是我继续海投，期求更多的机会，当然瞒着同事和台长。这使得我非常紧张，千方百计把所有的活儿干完，把时间安排妥帖。像坐台小姐赶场子，我从一个面试赶往另一个面试。

那段时间，好像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肚子一直咕咕叫，太累太忙，我只能尽力喂饱自己，没时间抱怨也没时间流泪。

北京冬天总是很冷，冷到鼻子通红，在浑然不觉中流出稀稀的鼻涕。清晨六点或者是六点半，我从床上爬起来，一边穿戴，化妆，一边细细掂量。我用林毅夫老师教的“成本收益”分析着每次面试。

成本和收益是我必须在这一天的某个时段，从电台的实习中剥离出来，和一些陌生的朋友——面试官们见面，然后聊一些有关于我的前途的事宜。

但是，在这样的奔忙中，我突然惊恐地发现，我的脑壳已经开始不喜欢思考——我得到什么？其实只需要服从就是了，领任务干活，我希望是躲在洞穴的青蛙，不希望别人打扰。然后整整一个冬天我都梦想蛰伏，即便没有进步。

2005年的春节，过得很郁闷，我震惊地发现，我的父母——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老去，突然之间我就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信誓旦旦——我的工作已经毫无问题，留在电台，国家单位，效益很好，收入不错，正是家人期盼的理想工作。

春暖花也没谢过，我又像一只早起的鸟儿，如果上一个冬天没有把我喂饱，那么亲爱的，我还是得按时进餐。

我接着实习跑着，简历投着。调了部门，从节目组分到了采访部跑社会新闻，新同事纷纷问我感触如何。想了半天，我说没觉得任何不同。因为也还是在干活，工种不同而已。

但一调部门，和一些刚进来的同事一起，我发现自己已经是“老人”了，发现自己觉得很简单的东西，他们做得并不好，那么我这一年是在成长。

无论是哪个名校出来的，都并不是特别的强，大家都在努力干活，我可以做得很好，他们也能够，但这并不会让我做的成绩打折，所以大家都更好起来。

三四月，天气慢慢转暖，大家也出来舒活筋骨，磕磕碰碰也多了起来。那天正在手忙脚乱地出稿子，突然手机响了，是我很久以前投过简历的一家外企，人事部打来电话，想让我去面试。那时候，电台这边还没有签约，于是言谈举止之间我透露出了要去试试的意思。而这样的单位，总是人多眼多嘴杂，几乎是刚刚挂断电话从楼道回来，办公室的气氛已经完全不同。

终于头儿故作轻松地问了一句：“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么？”我沉默，不知该如何回答，当然这也意味着默认。但这样的单位，关系也很微妙，这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台长耳朵里，我选择直面这件事，但仍然接受了那次面试。

可笑的是，那次面试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而我在两天之后就被台长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我终于可以留下，做正式员工。人事通知我交材料办户口，我更加忙碌，但还是一贯的漠然——因为我现在拿的仍然是微薄的补助，虽然愿景里，有丰厚的报酬和待遇闪动得影影绰绰。

我很累，我干得没有激情，虽然前辈都说要用三年去磨砺自己，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记者。我是想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的，因为吃的就是这口饭，不出色怎么混？

但在有些忙碌后的空闲，我依然茫然，记者是什么东西，记者难道就是那个天天采访写稿的家伙吗？他怎么就不懂得停下来思考一些更宏大的主题呢？记录毕竟是粗浅的，难道他不想有自己的思想，并用它来影响一些人的判断？我有些茫然，坐在座位上看同事拼命地写着，我像一个旁观者，我不在乎自己昨天是不是也这样写过。

转眼又一年，我想我该总结，看了下北青报冰点的李大同的故事，他说要停下来思考，我看了也想思考。是到写总结的时候吗？可能是吧，如果是，那就把这总结写得更全面一点，明年也走得更顺畅一点。如果今年暑假我不能在家里陪父母过，那我希望我可以做对他们有意义的事，比如思念他们，比如让自己的青春还如夏天的阳光一样明媚，一样热力四射。没有哀怨存在，没有停滞存在，没有揪心的痛存在，我愿这暖阳柔软得像我一直的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