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你一生里什么时候最幸福？

孩子们还小的时候。

是说你和你的兄弟姐妹吗？

不，说的是我的孩子们。

纳粹对宗教和市民生活传统的诋贬蔑视，反而使得战后这些传统被过分地看重了。保罗说，战后的社会变得死气沉沉，整个社会要求的是虔敬、诚实、规矩的品格，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勤劳工作。对于年轻人来说，那可是要命的一种状态。

父亲有明确的愿望，当时那种社会氛围大概并不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压抑，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努力减少痛苦，而不是获得快乐。重新回到沃尔福特后，他过上了他想象中的好日子，同时也拥有了原有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他再也不想经历什么出其不意的事物了,当然也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要得到外来世界所给予的机会我们需要信任感，战前父亲知道信任是存在的，可是战后，他对外界的信任不复存在了。经历结成了疤。

他对安定和不受挑战的生活的需求引领他走进公务员生存的安全地带，也把他带入村里各种协会的保护伞下。他是足球协会的创建会员，踢右边锋，村里的戏剧小组由他带领，他导演了内斯特洛依的戏剧《无赖流浪汉》，他参加教堂的唱诗班，参加唱诗班的大多数是妇女。不过妇女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异样风情，一种异类现象，他对她们并不表示感兴趣。现在没有人知道此后十年里，除了他的母亲的围裙，他生命里有过围裙（女人）没有。

或许他没有必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性格，也或许他非常重视自己的独立自由。当时对女孩的一个吻其意义与今天完全不同。

在福拉尔贝格州政府做汽油管理干事若干年后，他在1952年成了沃尔福特村政府的抄写员。抄写员一词要按照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因为村政府一直到60年代中都没有女秘书。父亲的办公室设在村小学的一层，以前是间教室，那是一间非常宽阔的房间，过分大，里面的桌椅橱柜非常旧，没有窗帘。夏天里父亲身穿皮短裤光脚穿着凉鞋上班，他管他的凉鞋叫脚夹子。他用两个手指头快速地敲击打字机的键盘，打字啪嗒啪嗒的声音在又大又空的教室里回响着。如果他开着窗户工作，连街上都听得到他打字的声音。据说人家就会说：

“奥古斯特在啪嗒啪嗒地敲了！”

当时有个女教师，是从布尔根兰州到福拉尔贝格来的，叫特露丝。他喜欢她，但是老爹不喜欢特露丝。父亲也就顺从了他父亲的意见——这个故事没有好的佐证，不是个很完整的故事，父亲的弟兄姐妹们都不知道这事，而我又没法向他自己求证。我在这儿只是提一下，并不坚持此事的确切性。

很确切的一件事是，这个时候，也就是50年代末，父亲开始在家里果园上方的山坡上盖房子了。据说老爹乐意把那地儿给他盖房，“因为那上面连草都不长。”从那时候开始，父亲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他自己的工地上了。这里离教堂很近，总是回荡着教堂沉重的钟声。罗伯特·哈里森在他的书《死亡的统治》中写道，西方哲学中存在着一种古老的思想传统，认为做一件事的前提是对这件事要有所认识，也就是说，谁要建造一栋房子，在建造之前，他应该知道房子到底是什么——父亲只不过大约知道房子是什么，便自己做好计划，自己做空心砖，自己装电线，自己粉刷。他说很喜欢粉刷。是的，这种事他是很在行的。

新房子粉刷后看起来相当气派，它坚实牢固地屹立在果园上方。右边是瑞士群山，斜右方是瑞士的阿彭策尔，前方是我们村和布雷根茨，左边是格布哈德山和肯策勒。四周的景色赋予这地方一种特色，如同赋予它一个光环。许多年之后，我问父亲，房子为什么会盖成现在这样子，他说，他盖房子，不是朝着阳光面，而是朝着格布哈德山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