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3年，他三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到底还是结婚了。被他领向婚礼圣坛的是位来自波尔腾的年轻女教师，按照父亲的标准，她是个无家的人。她的父亲是火车锅炉工，在战争中阵亡，她的母亲在易布斯的孤儿院当老师，偶尔做点裁缝工补贴，女儿在贫困的环境中成长，母亲改嫁后，她被送到福拉尔贝格跟爷爷生活，就在这儿上学成了老师。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沃尔福特小学的教师，在老校舍教课。

我母亲可以说是从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到了更加偏僻的小地方。而就在这儿，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犯了个错误。

进入婚姻殿堂时，如果理智沒能好好工作，那么它就得在婚姻中以高利贷的利息偿还。像这样实际性的婚姻科学，我的父母完全不懂。他们两人在家中都没有榜样可学，他们对婚姻的想象建立在无知上，他们还像大多数人一样，忽略了一种小小的状况：没有人能够改变别人。性格是比善意更为坚挺的货币。

在两人如何互相适应的问题上，他们完全搞错了。我想不出比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说的话更恰当的形容了。托尔斯泰写道：让年轻人自己选择结婚对象差不多就像有人认为上了子弹的手枪适合五岁孩子玩一样聪明。这是老侯爵夫人说的话。

我的父母婚前一点都没有去设想一下，两种不同的幸福观碰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两人身上都带有可能使人幸福的元素，但是，仔细观察，这些元素属于不同幸福方式，是完全相反的。最终，导致两人各自感觉不幸福。

他们两人都无法符合对方的期待，甚至连表达自己的方式都完全相反。他们两人之间存在因年龄和出身不同而无法克服的文化上的鸿沟：父亲出身农民大家庭，母亲出身无产阶级单亲家庭；父亲在战前融入社会，母亲则在战后才进入社会；他被战争和战俘经历打上印记，而她受贫穷和乡土电影的浪漫情调的影响。他们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感受领域，他偏好简单节俭，她偏好感性享受和温暖，他看重与人交往，她看重培养自己的素养，父亲没有能力接受文化生活的例子不时发生，比如某一天晚上看歌剧，第二天人家就说：

“第一幕没演完奥古斯特就睡着了。”

除了希望结婚生孩子之外，他们两人对生活的梦想完全不同。日复一日生活在一起就如同巴别塔上的两个人拼命想说服对方，并各以自己的语言说：你不理解我！

当我问父亲，当初为什么娶母亲为妻，他说，他非常喜欢她，想给她一个家。对父亲而言这是最主要的：有家、安全、有保护。在父亲眼里，这些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可能他想过，恋爱当然美妙，更美妙的是，知道自己从属于哪里。

母亲寻找的不是安全有保证的生活，而是激励和兴奋。她对世界抱着开放态度，向往新的事物。蜜月旅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没有钱。可是，以一次散步作为蜜月旅行的建议也被父亲否决时，对母亲来说，那简直就是当头一棒。父亲认为世界所以广阔而美丽，那是为了不让所有人都到沃尔福特来。

“连去树林里散个步也不愿意！”母亲日后经常生气地说。这事事实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父亲的日常生活就是连一天也不愿意被干扰。所有打断日常生活惯例的事都被他否定，即使是婚后在周末小小出游一次。

父亲的生活计划：没有曲线，只有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