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快速发展，催生了银行业的行业组织。1915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中孚、盐业等7家银行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银行公会，会馆落成时，参加银行达到了13家，其后还在不断增加。两年后，北京银行公会出现，共计19家银行参加。到1920年，天津、汉口、杭州、南京、济南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也都相继成立了银行公会。这些行业组织成为各地方商会中最活跃的力量，还在北京和上海发行了《银行周报》、《银行月刊》等掌握舆论的刊物。

与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和根深蒂固的本国钱庄相比，近代银行的实力还是弱了一些，但是若论发展前途，还是要看本国的近代商业银行。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形容此时的华商银行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外商银行能在中国立足，与外国的资金实力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20世纪初，中国背负着太多的外债和不平等条约定下的赔款，政府的关税、盐税都要交由他们打理，尤其是汇丰银行既经手关税，又经理中国政府外债、铁路借款，还能发行钞票，在中国的银行界长期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当时中国有余钱存进银行的都是什么人呢？不外乎清朝遗老、官僚、军阀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钱财来自中国的百姓，万一哪一天政策变了，存入中国银行被没收了呢？所以就下意识地把钱存到了外国银行。普通市民也觉得中国烽烟四起，战乱经年不断，还是外国银行处在战乱之外，放到他们那里保险一些，只要本金安全，也就顾不上利息不利息了。所以，当年的外国银行吸收大量存款却不用付利息或只付出极少的利息，不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才怪！

反观中国的银行，数量上寥寥可数，很难让人相信其实力。最早有盛宣怀主持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招股之初就加入了外国银行公会，聘请外国人做经理，以至于户部宣称“中国向无银行……拟先由户部设立，筹设资本，采择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①。新旧交替，有盛也有衰。特殊的政治人文环境也使得上海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竞争最为残酷的战场之一，每天都有一些钱庄、银行分行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倒闭，黯然离开这个经济之都的大舞台。当然，在上海本地的报纸上，时人也经常能看到新的金融机构成立的消息。在1915年6月3日的《申报》“本埠新闻”一栏里，就有这样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了一家新银行的开业。它的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昨日午后为本埠宁波路九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幕之期，各界领袖前往参与盛典者，络绎不绝，由董事长庄得之先生、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一一延入接待室，款以茶点。三时行开幕礼，首由陈光甫先生起立演说，略谓：‘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机关为之枢纽，我国百业凋敝，其故于金融机关之阻滞不灵，此次欧战已得极好之教训，凡一国国民，苟无远视大志，即无可以立足之地，我国实业今在幼稚时代，欲培植之启发之，必先当有完善之金融机关。本行宗旨，注意储蓄，盖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既承惠临，乞赐教言，以匡不逮’云云。继由上海商会会长周金笺、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相继演说，宾主尽欢而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