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风险管理，为维护信用不惜得罪政府

与陈光甫同时期的银行家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张嘉璈、李铭、周作民、钱新之等都是有学问、有经验、有管理手段的一时人杰。他们经营的银行制度科学规范，重视人才培养，相互之间有合作交流，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有了风险防范意识和相应的规避风险的举措。

近代银行家们在发放贷款方面不敢效仿财大气粗的票号。山西票号一向号称“海内最富”，与王公大臣等上流社会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放款全凭信用，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信赖，那么借多少银子随你开口，能如期奉还，就当交了这个朋友；到时候没还上，就自认倒霉。近代银行家们没有这么豪爽，更不欣赏这种中国式的信贷情谊，他们只相信抵押贷款。你有值钱的抵押品才能拿到真金白银，否则一概免谈。这样虽没有“万两银子一句话”那么潇洒，却安全可靠得多。

银行家们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预防风险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风险要分散。他们认为在放款时，银行“不可偏于一种职业之顾客，其在平时，虽无任何变动情事，究以采取危险分散主义，俾谋平安之为是”。对于选择抵押品来说，“如抵押品偏于一种物件，则经济界一有变动，其市价跌落时，势必难于立即脱手，故抵押品不偏于一种，其危险分散，较为平安也”。所以无论是放款还是选择抵押品方面，都把“风险分散”作为指导思想。

以陈光甫一贯谨慎的作风，当然更加重视对于风险的防范。20世纪30年代初，市场出现动荡，陈光甫立刻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有分行发出了通告，明文规定放款时“不可多放同样工厂”。在投资民族工商业上，陈光甫也坚持风险分散的原则。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分别对70多家企业进行过投资，但是超过5万元的只有10家。

“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曾经邀请过专业人士来指导银行的调查部如何更好地展开调查工作。那位叫刘大钧的专家就提出“各厂号之信用，非一成不变者。今日信用为一等，明日或以亏蚀而降为二、三、四等，反之如营业有进步则本来为三四等者亦可升为一等。至于经理人之品行才力，与信用有密切关系，此皆非一两次调查所能得其梗概者也，必须详知该人该号以前之历史及随时营业情形，然后方能确定其信用之程度”。在他的指导下，金城银行调查部对信用调查的动态把握有了深刻的了解，由调查部职员提交的正式报告深受银行高层重视。总经理周作民就指示每周的“经济调查报告”分寄平、津、沪、汉、郑五分行副经理参阅，足见其重视程度。

1928年，天津瑞通洋行发生了一起金融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起因是天津协和洋行的总经理祁乃溪因经营失误，导致了大额的亏空。他不愿意面对现实，就和美商串通，造了假的销售单据，以瑞通洋行的名义向各大银行申请贷款。骗局揭穿时，很多银行在天津的分行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只有谈荔孙领导下的大陆银行没有被波及，这与他平时注重风险管理大有关系。

商业情报调查是企业正常运作的基础，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没有全面、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持，可以说是一步也迈不开。因此，商业情报信息的收集与调查能力的高低也是西方银行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例如，如今举世闻名的国际投行高盛银行，其在经济情报领域的收集与分析能力，比西方大国的国家级情报机构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等还要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