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总行聘请苏州贝哉安先生出任苏州分行经理。贝家在苏州是望族，后来被称为“金融世家”，贝哉安本人很善于理财，曾做过苏州知府的幕僚，掌管赋税和财会工作，人称“钱谷师爷”。他的三儿子贝祖贻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后出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总裁，他的孙子贝聿铭更是被誉为2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大师。言归正传，贝哉安上任之时，苏州已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江苏银行三家官办银行，私人银行则仅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家，别无分号。苏州在清末民初一直是江苏省的行政中心，各行各业都极为繁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此广开储蓄存款业务，收获颇丰，除了1931年长江水灾时业务稍受影响之外，其他年头的储蓄量都是有增无减。此外，汇兑业务在这里开展得也不错。

1924年，江浙战争打响，很多苏州人纷纷前往上海避难。这时苏州分行对储户特别照顾，特许苏州储户可以凭借存折到上海取钱，汇款也不收取任何费用。1927年，苏州分行因时局骤变暂时停业。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遭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奋勇抵抗，一向相对安全的上海也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这时，苏州分行和南京分行一起代兑中央银行券，为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救济农村事业方面，苏州分行也很积极，开设了农产储藏所和农家抵押贷款所。

安徽临淮支行设立得比较早，在上海总行设立的第三年就由唐寿民在此开设分理处。当时主要经营汇兑贴现等业务，存款并不多。因经营日久，口碑逐渐传扬开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临淮很受欢迎。1922年，临淮发大水，银行不免受到一些影响。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奉军南下，二者相争于临淮，兵灾给地方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幸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未雨绸缪，对战争有了充分准备，所以损失不大，但是不得不中止营业。次年复业。第三年就发生了石友三劫银一事。

石友三这个人在历史上以反复无常闻名，曾多次投靠冯玉祥、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以及共产党，后又先后背叛。“火烧少林寺”这样的疯狂举动也是他干的，再多一件“银行劫银”对他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冬，济南因为银根奇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临淮分理处遂向济南分行运送现款，助其渡过难关。当时运送的是5万元现洋，分别装在10个箱子里在火车站候车。本来是下午三点半的快车，可是等到五点还不见火车的影子。押款负责人到处托人打听，才知道有6列兵车过境，运送的是臭名昭著的石友三的部队。

这可怎么办，整整10箱现洋要是让这些兵痞看到了还能留得住吗？银行方面马上联络铁路局，希望能找到隐蔽的地方，把现洋暂存一会，但是铁路局方面不肯担责任，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担当不起。银行无奈，只得原路返回临淮。出站没多远，石友三的兵车就到站了。大兵们本是为了缴驻扎临淮的刘合鼎部队的械而来，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立即追了上去，搬运现洋的扛夫们看到大兵追来，丢下银箱就跑，石友三不费吹灰之力就劫到了5万元现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员眼睁睁地看着这支暂时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现洋，却丝毫没有办法。他们只能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回去上呈总行，请上级出面通过银行业公会转告财政部，再由财政部向军方交涉，希望可以挽回损失。军部无端得了银子哪还有退回来的道理，只是推诿说正在调查中。这件事就成了无头公案，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