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宽

“作为一个二流岁月忠实的臣民， 我自豪地承认，我最妙的主意 全是二流的，但愿未来把它们当做我反抗窒息的战利品。

我坐在黑暗中。很难判断 哪一个更糟：黑暗的内部，还是外部的黑暗。”

——罗布茨基《我坐在窗前》

在无数次饭局上，我喝得有点高，站起身，像喷吐呕吐物一样，放声朗诵罗布茨基的诗，然后示意大伙儿为了这段诗，再喝一杯。我往往都能得逞，大家喝一杯，然后继续我们的深夜游戏。有时候这像是一个春梦，我似曾勃起，以为理想燃起大火，烤得我左半边嘶嘶发烫，右半边却还冰凉一片，我眼看着这理想慢慢颓废下去，萎缩成一个火柴棍大小，最后熄灭了，冒着一点烟。这时候，我也会举起杯，示意大家再为这冒着烟的理想喝一杯，这样的要求也往往得到呼应。喝光了杯中0.3升的普通燕京，再哆嗦着掏出打火机，点上一根0.5厘米的中南海香烟。我总想献给这个二流岁月一首诗，至今也没有写出来。倒是真的成为了“二流岁月忠实的臣民”。二不遥远，也不模糊，它处处存在，触手可及。

2003年，我坐公共汽车来到北京。你可以想象一个小镇文学青年的模样：留着半长的头发，为了显示一点沧桑，留了一点稀疏的胡子，临来之前在超市里买了一身正式一点的衣服（面试需要），黑色的夹克上衣，深蓝色的休闲裤，一双一百元的皮鞋，新鞋穿着总是不舒服，有点夹脚。我暂住在一个朋友位于四惠东的房子里，去798的一家杂志社面试。面试的主编穿着半袖的T恤，带着眼镜，语速很快地跟我聊天，问我是想做一个编辑还是想做一个作家。我疑惑又肯定地说：想做一个编辑。于是我成了一个杂志社的试用编辑。

我每天来到798空旷的工厂改造成的编辑部，局促、不知所措，等待着别人给我派点活，参加一下评报会，听他们聊北京新开的餐厅，新鲜的去处，艺术展览以及陌生的地名。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还不知道后海，没有去过故宫，甚至不知道建国门是在天安门的东边还是西边。我做一点笔记，看着周围亮丽的姑娘们。后来一个成为好朋友的姑娘回忆我当年的样子：有点像进城上访的农村大队干部。其实我理解她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像个二逼。

这是我在这个城市留下的第一个二逼身影。我每天坐公交车回暂住地，在路上买一点烤串，买一点啤酒，买两块五一包的都宝香烟，坐在我二手的电脑面前，写一点稿子，心中怀着诗人梦和作家梦，我的二手电脑里有一堆诗和开了头就荒废的小说，还有一些日本的AV，感谢那些被颜射被中出的姑娘们陪伴我度过一个个荒凉的夜晚。

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着日新月异的北京，周围走着的外乡人，我能从走路的姿势，袖口的形状，眼神的形态，分辨他们是不是北京土著人。那时候我还爱着一个姑娘，她丰满白皙，我已经拉过她的手，亲过她的脸。我们在网上聊天，以为会有一天，我在北京安稳下来，她来到北京一起打拼，似乎有个未来，很美好，在朝我们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