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弱、幼成为当地人群的主体,中年妇女则成为承担家庭责任和义务的脊梁。这是当下我国农村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造就了一个世间少有的奇特现象:城市的快速开发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互吸引;城市里丰厚的开发成果却与廉价的开发者无缘。但即使是这样,五光十色的城市还是成为缺少土地、收入拮据的农村人的绝对诱惑,吸引着乡村男女成为它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者。与此同时,户籍的阻隔排斥了农村人口共同迁居城市,造成多数情况下一方出走而另一方留守家中。像罗颂春这样的“留守妇女”和同为“留守儿童”的她的一对子女,在峡口村比比皆是。正是他们这个庞大的群体,构成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那个占全体儿童21.72%比例的5800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留守妇女”的数量。
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数已高达13 181万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白南生推算,这些人中已婚者有10 600万人,扣除举家迁移的约3900万人,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00万人,以70%为男性计算,“留守妇女”则有4700万人左右。这个推断数字与国务院农普办的统计数字不相上下。
老弱妇孺成为我国农村独特的新人口现象,对于农村人口的这一现状和人群结构,有学者以“386199”部队来形象地比喻这一独特的社会群落:“38”指代妇女,“61”意为儿童,“99”(重阳)则代表老人。从“以人为本”、和谐家庭、和谐农村、和谐社会等层面来看,“386199部队”现象,特别是“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现象,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性进程和结果。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新农村”就是一个美丽空洞的“乌托邦”。
王志玲,是我在村子里意外遇见的第二个年轻人,这一年20岁。她的脸蛋红润,体型丰满,从内到外散发着一股青春的气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她只读到初中二年级便辍学,跑到比敦煌更远的青海省格尔木打工,学烧电焊。由于劳动强度大,技术性强,算上加班加点每月能挣一千二百元,这让她的父亲惊叹不已,这个数字是他在家里干一年农活的收入。因为家中正值农忙,她辞了工回家帮忙,等农闲了就准备再次出去闯荡。我从心里佩服这个外表文静而内心刚强的小女子,却也为她早早辍学而感到惋惜。她对我说,并不后悔当初辍学,像她这样的家境,继续读书或者想成为大学生,只能是一生的奢望了。她宁可在外面闯世界,为家庭分忧解难,这是她做女儿的责任。只是在外面见多做多之后,自己也知道文化不足的缺陷,她准备等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就边打工边补习文化,尽可能地充实自己。我问她有什么进修意向,她说想学电脑或会计,只要是对将来工作、生活上有用处的都在选择的范围之内。
王志玲的情况是一个另类现象。她取代了正值壮年的父母,独自挑起了外出打工谋生的重担,而把父母留在家中操持传统的农牧业生产。从峡口到青海的格尔木,这个遥远的空间距离所产生的孤独与畏惧,不是一个妙龄少女所能长期承受的。无论那里有多么大的诱惑,都不足以让王志玲托付自己的终身。她还告诉我,一旦挣足了钱,她还会回到河西走廊,因为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乡。我不知道她“挣足了钱”的标准是什么,也没好意思问她,生怕引起不必要的尴尬,但我相信她的话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