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声远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钟伟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那时展现在他面前的祖国首都一派和平景象：鲜花如海，歌声如潮，空中不时掠过一群美丽而快活的鸽子，甩下一声声悠扬的鸽哨。

面对着一派和平景色，他和所有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一样，真的以为枪声远去了。

那是一个万家灯火璀璨的夜晚，当儿子钟戈挥回来告诉他自己报考飞行员体检合格时，兴致勃勃的戈挥原以为子承父业，他一定会高兴的，结果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把一个心爱的清代花瓶砸得粉碎，房子里震动着他的咆哮：“谁叫你去当兵的，仗我都代你们打完了，当兵干什么？我们已经破坏得够多了，你们这一代应该建设，应该建设！你懂吗？！”

孩子们懂得为父的心思，他们没有辜负钟伟的期望——老大钟戈挥考上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老二钟戈扬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老三钟戈平也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女儿钟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工艺系；小女儿钟山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重要技术骨干力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路走对了，他们走上这条路与父亲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然而，钟伟当初的想法却是过分天真了。

1959年的夏天，他似乎又听到了枪声。

那是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委扩大会上，会议一开始，他就感受到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但是钟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心情轻松地参加这次扩大到他的会议，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钟伟正在苏联访问，和庐山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会议的进程之中，他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第三天，在分组的背靠背的批判中，空军放了两颗“重型炮弹”。

一颗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放的，他说黄克诚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

另一颗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放的，他揭发黄克诚在苏北3师时贪污黄金。

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可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吴法宪说，黄克诚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一位高级干部说，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钟伟可以作证。

钟伟从平静的港湾一下子被推上了波峰浪谷。这对他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必然难逃为彭黄辩护的干系；如果不负责任地乱说，他于心不忍，也不是他的性格。会议休息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私下劝他，就说时间过去太长了，记不清了！

然而，他没有那样做。

钟伟清了清嗓子，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了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正当部队冲到半山腰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猛烈射击，部队前进受阻。他率一个警卫班在团火力配合下向小山头猛攻，而这时配合作战的一军团一个干部却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按照他的性格，如果是自己的部属，早就把他毙了。正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而钟伟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

“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说：“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哪里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