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安徽合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武装大对抗。

这个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由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真剑。其时好派捷足先登，占据了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百货大楼；屁派组织了多次进攻，伤亡惨重，一无所获。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的钟伟（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再也坐不住了。

这一天，正当屁派头头们为攻打百货大楼一筹莫展时，一位身穿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人一进门就口出不逊：“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连忙请教良策，老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番耳语。

果然，第二天，随着一阵枪响，屁派轻而易举地拿下了百货大楼。

从此，厄运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钟伟，中央文革向全国通缉了这个插手红卫兵武斗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时期钟伟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他曾经化装成农民，和来抓他批斗的红卫兵擦肩而过。红卫兵问：“钟伟住哪里？”他回答：“就在那个楼上！”

一个月后，好派红卫兵抓获了钟伟，大会批斗后把钟伟装进一个麻袋扔到河里。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他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当合肥红卫兵紧急动员起来追捕“彭黄死党钟伟”时，钟伟却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劳改农场，与战犯范汉杰对酒叙旧，研讨辽沈战役。

在北京，钟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住过红星农场、和平里的抗震棚、万寿路的亭子间、西单猪尾巴胡同的仓库……

然而，钟伟终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那是1968年1月18日深夜，钟伟没有想到，他曾经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的那一幕竟在自己身上重现。

一辆军用卡车驰往北京德胜门内大街一座四合院前。霎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枪跳下车，迅速包围了这个院子，有两个战士爬上屋顶，架起机枪，紧张地监视着四周的一切。

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敲响了大门，钟伟的堂兄钟秀林（他们夫妇住在紧靠大门的南屋）起床问：“什么事？”回答：“查一下户口！”在那年月这种事司空见惯。钟秀林刚打开门，便被一只黑洞洞的手枪顶住了胸口：“不许动，不许叫！”荷枪实弹的士兵推着他到东厢房搜索。

当时钟伟由于长时间睡不好觉，吃了不少安眠药，睡得稀里糊涂，钟秀林敲了很长时间门也无人应。

“嘭”的一声，门被踢开了，两个士兵迅速冲进去，在床上按住钟伟。一个胖军人（钟伟当参谋长时他是警卫营的少尉排长）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冲着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钟伟这时才完全清醒，把他手上的手表慢慢取下交给老大戈挥，端起茶水呷了一口，从铁铸般的喉咙里迸出浓重的湖南口音：“娘的，你爷都不认识了！”

胖军人尴尬地掏出一张逮捕证，又熟练地摸出一副手铐：“你被逮捕了！”

第二天，在安徽各大小城市的街头，出现了革命造反派欢呼胜利的捷报：“彭黄死党——现行反革命分子钟伟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