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从事发展实业，实行“社会革命”。他不辞劳瘁地到处奔走，并亲自赴日考察和接洽铁路贷款。在神州大地尽快铺设10万公里铁路，是他全力奋斗的新目标。孙中山真诚地相信“振兴实业”、“发展物力”是“从根本下手”，大有裨益于“民国巩固”。他的活动体现了使祖国臻于富强的良好意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缺乏积极的政治意义。袁世凯自是正中下怀，欣然委任他督办全国铁路。

但是，孙中山的美好愿望迅速破灭。热衷于集权、独裁和称帝的袁世凯不能容忍异己力量的存在，决心扫除他走向御座过程中的一切障碍。因此，醉心于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的国民党领袖就成为窃国大盗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人物。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的呼声甚高。这种情势不利于袁世凯大权独揽，他终于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爪牙派遣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了宋教仁。同时，袁世凯还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先发制人。

宋案的枪声震动了孙中山，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辛亥革命的成果横遭攫夺，新生的共和制度面临崩毁的危险。他立即从神户遄返上海，与黄兴等商讨对策。孙中山认为宋教仁的被刺决非偶然，而是袁世凯排除异己、实行专制独裁的手段，非以武力解决不可，应当采取“联日”、“速战”的战略方针。无须犹疑观望，以免为人所制。然而，包括黄兴在内的许多国民党人却不赞同“速战”的正确决策，主张不宜立即诉诸武力，还是争取法律解决。因为袁世凯的罪行尚未充分暴露，更重要的是甫经裁汰的革命军队必须整训后才能作战参见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汪精卫等则迎合张謇的“调停”主张，函电奔走不遗余力。国民党内的意见分歧，使得孙中山失去了武装讨袁的主动权。但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势下展开广泛的活动，力促早日对袁世凯宣战。一方面，他不断揭露袁世凯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抨击北京政府的“善后借款”，在致欧洲各报的公开信中向全世界披露了这桩狼狈为奸的勾当——“银行团而果以财政为北京政府助……北京政府或当仗其财力与人民开战。”《时报》1913年5月23日。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敦促、推动和策划各省起兵讨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