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以东京的《民国》杂志和上海的《民国日报》等报刊为阵地，把矛头指向袁世凯专制独裁、帝制自为的罪恶行径，倡导“三次革命”，号召人们为重建共和制度而斗争。还在1914年秋，孙中山就在他主持制定的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揭露了袁世凯阴谋复辟的野心：“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篇，第260页。当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孙中山向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北京学生明确指出：“二十一条”的肮脏交易，实质在于袁世凯自知“欧洲战争不遑东顾，乃乘间僭帝，而求助日本”。由于“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总理全集》第3集，第273~274页。因此，孙中山认为部分革命党人主张“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对外”的方针是错误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坚持反袁斗争，“设非急速去袁，则祸至无日”。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活动公开化后，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出第十六号《通告》，宣称“共和真髓，实无一存”。为今之计，舍斗争外别无出路——“能速革命，而后有国。”《总理年谱长编稿》，第131~136页，国民党党史资料编委会1944年版。当袁世凯于12月中旬悍然下令称帝后，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宣言》，历数了袁世凯的累累罪行：“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名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指出袁世凯“既忘共和，即称民贼”。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总理全集》第2集，第14~15页。1916年5月，孙中山为了加强“党内党外”的活动，由日本返回上海，在反袁护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刻发表了《第二次讨袁联络宣言》。他回溯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中华革命党的战斗历程，申明“不徒以去袁为毕事”。明确指出“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因此，“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显而易见，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不断揭露袁世凯的窃国勾当，及时指出斗争的途径和方向，激励群众捍卫共和的斗志，有助于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促进了反袁护国运动的迅猛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无疑是一面鲜明的战斗旗帜!

为了打倒袁世凯、捍卫共和国，孙中山继续坚持“武装革命”的方针，他以为革命党不能徒托空言，“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只有采取“强迫”手段，方能“去彼凶残”。还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前，孙中山就已策划了反袁武装斗争。东北和西南地区都有发动，桂阳起义曾经坚持两月。中华革命党建立后，以“武力进行为目前惟一方针”。为适应进一步开展反袁武装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革命方略》制定了中华革命军的奋斗宗旨：“一、推翻专制政府；二、建设完全民国；三、启发人民生业；四、巩固国家主权。”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