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初，孙中山批准了《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夏末，他又召集了各部部长参与了组建中华革命军的会议。同时，密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和于右任等在上海、青岛、广州和陕西三原筹设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军军部。反袁武装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起义连绵不绝。从这年8月以迄翌年6月，约计30余次。发难的地区主要是广东、山东、奉天、江苏、浙江、两湖，陕西、四川、山西、安徽、福建、江西也都燃起反袁的烽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战斗多发生在广东和山东。特别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取得了相当的战果，曾经攻占重镇潍县，连克20余县，三次进袭济南。华侨组织的“讨袁敢死先锋队”参与了东北军的战斗，表现了侨胞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中华革命党虽然制定了建立党军的方案，但在实际斗争中还是大体袭用同盟会武装反清斗争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是发动社会下层群众，运动敌军反正，实行突然袭击，以期扩大战果。尽管起义未曾汇成燎原烈火，给袁世凯的统治以致命打击。但是，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武装斗争是功不可没的——表明革命党人存在和战斗着，震撼了袁世凯的政权，激励了人民的斗志，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反袁斗争。正如多次反袁武装斗争的组织者朱执信所指出：由于“党员不惜牺牲，潜入内地，遍为运动，前仆后继”，才能“渐以拥护共和反对谋帝之义，灌输于各省人民心中而促其实行……人民反袁氏之情，天下共知，袁氏能定中国之一语，不复为中外人士所信。袁氏图帝之日，东南群起，中华革命党实于二年来为之首倡，而不怠其准备，以致斯也”。《革命》第5辑，第76页。事实正是这样：广东、陕西、四川和湖南等地的反袁武装斗争，显然对龙济光、陈树藩、陈宦、汤芗铭宣布“独立”起过不容低估的作用；四川的中华革命军还与护国军协同战斗，支援了数量不多、饷弹缺乏的蔡锷部队；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起于“袁氏肘腋之间”，致使“袁氏不得不割其大部分之兵力以自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