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在反袁斗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但以民国缔造者孙中山为首率先举起讨袁义帜的中华革命党，毕竟未能成为全国范围的反袁护国斗争的核心力量，不同于当年同盟会之于辛亥革命。艰苦奋斗的结果，也不外“去袁”而已。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中华革命党自身的弱点。孙中山改组后的新党在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和军事活动方面都有着不足与缺陷，严重削弱了它的地位和作用。首先，中华革命党仅仅举起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两面旗帜。虽然这个阶段决非民族主义的中绝期。孙中山虽把救亡图存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联系起来，但在民族危机深重——“二十一条”即是标志之一的情势下，政纲中未能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不能不给斗争带来消极后果。至于孙中山在这个时期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一些轻信和幻想，显然没有任何根据和积极意义。民权主义中突出了捍卫共和的内容，对军阀、官僚和政客“三层陈土”的反动作用有所认识，却在深度上未获得较大的进展，没有理解“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页。在民生主义中，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几乎未能得到反映。缺乏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政纲，使孙中山在组党过程中强调的“革命”精神难以具有科学的体现，有碍于动员和引导群众投入战斗，限制了反袁斗争的深度和广度。其次，中华革命党在组织原则上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孙中山确是总结了过去组党的教训，只是未能作出正确的论断；反之，却形成了偏颇的观念和原则。在领袖与政党、群众的关系上，过分突出了孙中山的地位和作用，把他当做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和群众之上。党章规定入党者必须填写誓约，其中有“附从孙中山”的条文。总部的各部正、副部长乃至各省的支部长，实际上皆由孙中山指定。这种带有某些宗法家长制色彩的组织原则，使得不少革命党人拒绝参加。甚至黄兴也对“近似专制”的此类规定不满，未曾入党。狭隘的宗派观念，则是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中的又一消极倾向。孙中山持有“凡百事体，皆须以自己之人物为中心”的看法，党章规定宪法颁布前的“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也不利团聚和发挥其他政治团体和群众的力量。朱执信尚未入党便返粤策动讨袁斗争，孙中山竟指责自己的战友“自由行动”和“破坏统一之局”，甚至致函南洋革命党人，嘱其采用“种种方法排斥”。自我中心的排他性和危害性，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把党员分为三等，分别给予不同的权利，以及入党时按指模等做法，则是会党习气的再现。这种做法不仅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所不取，且难免使许多革命党人抵触反感。中华革命党组织原则的严重缺陷妨碍了它的自身健康发展关于中华革命党的人数，人言人殊。比较符合实际的数字是：正式成立时，誓约编号表明约600余人。后来达到的总人数，估算为“起码在二三千人以上”(参见王杰《中华革命党略论》)。孙中山重视“于海外招徕新党员”，但“在美国的华侨很少加入中华革命党”(参见《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207页)。，限制了它发挥革命中坚的作用。再次，中华革命党的军事活动同样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大致说来，武装反袁斗争没有超过同盟会阶段的水平，发难的方式和手段一如其旧。不重视群众基础和具体条件的军事投机和军事冒险倾向，使得多次起义不能持久和取得较大战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革命党的自我中心倾向，在它的军事活动中造成各自为战乃至相互牵制的状态，未能把广泛展开的反袁武装斗争汇合为巨流。广东群雄并起，没有统一指挥和部署。陈其美和钮永建虽从事反袁斗争，却常有“无形之冲突”，以致有所行动，“两难奏效”。《孙中山致黄兴书》，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55页。四川的熊克武与卢师谛未能协作，“最后分道扬镳”。而在东北军内部，竟然出现了薄子明、吴大洲的护国军旗号。孙中山在1916年初曾考虑把粤闽地区的武装力量“与云贵打成一片”，以便实现“大举北伐”。这种正确的决策也终因数十路队伍“无所统属”而成为纸上谈兵。中华革命党领导的军事活动中的这种消极现象，削减了中华革命军的战斗力。此外，部分中华革命军——主要是东北军过多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各队各课，皆有日人给事其中。”这种状况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业已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