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总统都可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大人物。

——伍德罗·威尔逊，1907年

而今，即使总统个人愿意，他也休想做一个小人物。

——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1960年

1954年4月1日，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一个事关战争还是和平的重大问题。那时，在越南西北部的奠边府，共产主义武装力量包围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力部队，而美国是支持法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关注的是那即将倒下的一张张多米诺骨牌：倘若奠边府陷落，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顽抗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可能为共产主义力量所控制。会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私下里向一位近身助手透露，当时他也考虑过实施空袭，以救法军于危难。但空袭行动必然导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大规模军事卷入。于是，他决定转而采取外交行动，致力于最终将越南分裂为共产党控制的北越和非共产主义的南越。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总统第一顺位继承人、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持有异议的成员之一。倘若当时尼克松是总统，他会在印度支那投入美军干涉吗？尽管答案不可能百分之百肯定，但也是很有可能的。

1965年，林登·B·约翰逊面临着与艾森豪威尔相似的处境。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岌岌可危，眼看就要落败于越南共产党。1月27日，约翰逊总统的高级顾问们提出两个方案供他选择：一是谈判,“在不大规模增加军事风险的情况下，能救多少就救多少”；二是“动用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主义者改弦易辙”。约翰逊总统选择了诉诸武力。他先是下令轰炸北越，继而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作战，且参战部队数量不断增加。到1968年，已有50万美军陷入了东南亚战争的泥淖。是年，约翰逊宣布停止增兵，转而寻求和谈，并声明不谋求竞选连任。

在此过程中，总统的决策再一次遭遇了副总统的异议。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赫伯特·H·汉弗莱在轰炸越南行动开始后不久，就向约翰逊呈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提醒他越南战争不得人心，有难以全身而退的危险，敦促约翰逊充分利用其政治技巧，另寻外交解决的途径。约翰逊对汉弗莱在越南问题上的这种保守观点颇为不满，之后便一直拒绝让他参加有关越南事务的会议，直到汉弗莱最终服软，转而支持约翰逊采取军事行动。设若汉弗莱是总统，他会采取不同于约翰逊的行动方针吗？答案虽不得而知，但他倒是很有可能另辟蹊径的。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拥有一个制度化的法治政府，而非个人化的人治政府。但上述史例告诉我们，谁是总统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至关重要，总统握有美国的最高权力，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可不是这样的。譬如英国，由于拥有集体领导的传统，即便是出类拔萃的首相如温斯顿·丘吉尔、玛格丽特·撒切尔或托尼·布莱尔，他们对政府行为的个人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更不用说那些普通平凡的首相如斯坦利·鲍德温、哈罗德·威尔逊和约翰·梅杰了。

倘若那些达官贵人设计一种居权力之巅者说了算的民主制度，结果很可能会跟美国的政治制度大同小异。不过，自美国立国以来，虽然总统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在国家的各项政策中留下了深重的影响，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国会参众两院主导着决策过程，联邦政府的项目对美国、对世界的影响都难以称得上是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