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称作现代总统制的权力体制兴起了。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罗斯福的企业家式领导风格的推动下，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和影响得到大大扩展。继而，美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和核大国。美国的总统体制也同时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增大了白宫主人们各具特色的个人风格影响政治决策的可能。

作为行政首脑，总统成为政策倡议的主要源头，国会审议的多数立法提案都是由总统提出的。在联邦政府日益活跃、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愈加巩固的时代，历任总统都着手利用政府权力的急剧增长来制定独立于国会的政策。总统成了美国政治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景观。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总统就是联邦政府的化身。随着白宫办公厅的成立，总统履行他（总有一天会是她）的职责得到了更多组织上的必要支持。

当代美国总统权倾天下，这在全球事务中得到了最为酣畅淋漓的体现。总统作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攸关全人类的命运。二战后美苏之间的全面核对抗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当然，冷战结束后，美国总统采取单边行动的余地比冷战时期还要大，因为冷战时期的人们满脑子都想着相互摧毁的危险，行动本身也会因此得到节制。

虽然总统权力在国内政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要比在国际政治中小，但作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总统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否决权赋予了总统抵制国会意志的能力，只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决定。总统对法律的实施和经费的分配亦具有广泛的决策权力。无论总统在国会中得到的支持度如何，他都可以通过引导公众注意力、塑造国内政治议程来获得政治上的强势地位。尼克松和克林顿即便身陷困境、有被弹劾之虞时，依然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他们继续握有正式的总统权力；身处困境反而使他们在正常的决策中能够先发制人，抢占先机。克林顿甚至在国会考虑弹劾他的过程中还不断地在政治上攻城略地，频频得分。

凡此种种，可能会使人认为总统的领导风格乃是世人瞩目的焦点。但事实并非如此。诚然，每一位总统都曾成为那些铺天盖地的作品的主题，先是有关其任职期间的，接着是在其同僚的各种回忆录中，最后是在有关其任期的解密档案研究中。然而，所有这些著作都专注于分析总统所追求的政策目标，而非总统用以实现目标的措施手段。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特别关注总统决策的可取之处，而不注重分析塑造其领导风格的个性特征。

不过，有两部重要著作例外。一部是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总统的权力：领导力的政治学》，该书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出版；另一部是詹姆斯·戴维·巴伯所著《总统的性格：白宫成就之预测》，该书出版于尼克松的第一任期。诺伊施塔特关注的是总统利用高超的政治技巧赢得其他决策者支持的能力和获取公众拥护的能力；巴伯的研究重心则是区别分析那些具有情绪上的不安全感并在工作中受其影响的总统和那些具有情绪安全感并全身心投入富有成效的领导工作中的总统。诺伊施塔特的优点在于他对总统政治技巧的重视，吉米·卡特所遭遇的困难印证了这一点。卡特的政策理想由于他本人没有遵循华盛顿政治学的固有游戏规则而备受阻挠。巴伯的长处则在于他对总统心理的关注，理查德·尼克松就是个鲜活的例子，他不得不辞去总统一职，这完全是拜其性格缺陷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