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常到文化宫看电影。看电影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人民电影院，二是工人文化宫，我们叫它文化宫。电影院在广场，文化宫在大十字，实际也就是一条街道的两头。这就是县城了。电影院对面有一个戏院，但我们从不看戏，只看电影。

文化宫比电影院还要脏一百倍。但我们乐滋滋地坐在脏不拉几又破烂不堪的座位上，一眼不落地看完每一部已经看过许多遍的新老电影。我们对那些电影熟悉到比对我们家都熟悉。我们任何时候都知道下一个出场的人物是谁，他会先说哪一句台词。因此，跟我一起去看电影的崔培林总要嚷嚷着说，谁谁谁来了。这让我比较讨厌。虽然我也知道谁谁谁要来了，但我愿意佯装不知道，这样我就能充分享受影像世界带给我的意外之喜。我对崔培林说：“就数你能？”崔培林用胳膊肘击我一下，不轻不重，算是一个合理的报复。但从此他就不吭声了，我就又能憋足气，享受电影带给我的快乐。在每一个该笑的地方，我第十次笑出声来。我听见崔培林也笑了。于是我就更加满意了，觉得这才是在看电影。

终场以后，我喜欢看到片尾字幕和片尾音乐放完再离场，但大部分人，包括崔培林在内，都跟我不一样，他们来看电影，仿佛只是为了尽早离开似的，音乐还响着，字幕还在缓慢地挪动着，他们就纷纷站立起来，挡住我面前的银幕，争先恐后地朝门口挤去。崔培林当然会伸手拉我，而我往往也会不顾内心的意愿，站起来跟他走，一边走一边一步一回头，怀着无限的眷恋，被周围的人流冲来撞去。不一会，灯光大亮，激动人心的银幕突然现出了它只是一块白布的原形——放映员中断了放映。此刻，下一场的观众已经挤在门口，急不可耐了。

出来以后，我们在昏暗的路灯下寻找我们的自行车。那时候虽然汽车还不算多，但自行车说实话是不少的，要找见我们的自行车，并不是瞅一眼就能做到的事，而且丢车的事是经常会发生的，因此，每一次寻找自行车时的心情都伴有一点紧张，生怕会出什么意外。这一次也一样。我明明记得自行车就是存在那个地方的，那地方现在却是黑咕隆咚一块小空地，上面根本没有立着我们的自行车。我大声叫道：“培林啊，自行车不见了！”培林也慌了，急得团团转。忽然，他笑了，指着两米开外的墙边说：“那不是我们的自行车吗？”我一看果然它在那里。我和培林都很疑惑：自行车怎么自个儿就跑到那里去了呢？但我们顾不得管许多了，我们得骑上它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