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

追忆哈德威克小姐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小说家、散文家、《纽约书评》的创立者之一，罗伯特·洛厄尔的前妻，2007年12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之后的日子里，公众的反应是意料之中的——《纽约时报》和其他地方的讣闻——我看到的个人的反应也多得不计其数。韦恩·凯斯坦鲍姆在PEN网站对她写的词句赞美有加，这话是写给大家看的，可很多人都没看到。这也提醒我们，传记的细节是多么重要：

我喜欢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词句。它们很奇特，很任性。它们会突然改变语气。它们回避核心问题。有时候，它们很具体，但经常在关键时刻变得较为温和，闪烁其词。它们采用一种既威严专断又压抑规避的语气来叙述。写安迪·沃霍尔的传记时，我就对自己说：“模仿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对于这个建议，我意思是说：要有权威性，可也要奇特。

因为我在《哈芬顿邮报》上写了颂词，所以有一大帮人写信给我。1976年，在巴纳德，我曾经上过哈德威克的高年级学生导师指导课。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收到那些来信的。和她一起在哥伦比亚教过书的两位先生被迷住了；其他几个在文学委员会和她一起共过事的人倒没有。在文学委员会，她很难相处，这是出了名的。还有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和她一起在巴纳德学习过的女士也打来极为热情的电话，有的发来邮件。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个令人仰止的人物——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真正的作家。那个年代，是现今无法想象的一个年代。那时候，“女作家”是个很奇特的群体，而想要跻身其中，你就会陷入被排斥的境地，跟现在比，那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会像想当总统那么稀罕——总统可是没人想当的——可不管对男性还是女性，还是很稀罕。那可和现今职业学校忙乎乎的批量培养大不一样。作家干的活，人们的理解是，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说，就是“痛苦地独自”忍受的东西，有几个好读者就算不错了。不像现在，可以通过没完没了的系列课程、写作班、会议和“最终学位”项目来完成。那时候，创作根本没有博士。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只有十四个艺术硕士项目。而现在，已经有十倍之多了。搜寻我对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的记忆，我好像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个过往的世界。我似乎行走在约瑟夫·康奈尔[1]的盒子当中，或者是托马斯·卡莱尔和简·卡莱尔的伦敦之屋内。这些都是已逝岁月里的纪念碑。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跟21世纪比，反倒与19世纪的有更多共同之处。然而，在巴纳德和哥伦比亚期间的那个久远的年代还和另一种刚刚形成的文化交叉在一块。这股新的文化浪潮叫嚣着坚持男女平等，女性的性行为比男性的来得复杂。还有，旧有的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这甚至还延伸到小说领域，而在很多地区，小说已经被宣判死刑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小说”。哈德威克在1977年的文章《现在的意义》中指出，“新小说”包括唐纳德·巴塞尔姆、托马斯·品钦、库尔特·冯内古特，还有里纳塔·阿德勒的小说《快艇》。她的分析谈到敬意，不管对老的或新的都怀有敬意，对已经逝去的或者刚刚诞生的也怀有敬意：

在“就这样”和巴塞尔姆那令人惊叹的辉煌故事当中……在《快艇》中，在《V》那猜不透的谜当中，从各个方面对生活方式提出质疑的那种智慧，便是令人产生敬意的东西。承认这种敬意、勇气和抱负是很重要的——这世界上会有人读《万有引力之虹》比读《死魂灵》来得快乐，这即使很难相信，那也还是很重要的。

[1] 约瑟夫·康奈尔，美国雕塑家，最著名的组合艺术先驱之一。他的代表作品就是很有特色的“盒子”。这些正面是玻璃制成的盒子把照片或者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古董组合在一起，使结构主义的简朴和超现实主义的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