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别的老师不一样；这说的是要研究她，而不是一门特定的科目。当我偶然听到她说“我讨厌去一流的餐馆过一大堆快乐的生日”时，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可世界却因有这句话而扩大了，或者说，也许它所说明的就是，命中注定，我此生就是要听人们说话，听取信息和话语的纯粹诗性，听取那些文化标杆的信息。这些标杆把我们定位在这个社会阶层或者那个社会阶层，或者，也许同时两者兼而有之——对小说家来说，这些全都是很重要的课程。

在写作这个阵营里，她反对刻画艺术家形象。我认为，她还反对刻画作家形象。作为老师，她的抱负并不大。“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就是建议你们去读书。”这一教导意思很明显：学习写作的唯一方式就是阅读。就书而言，她喜爱的似乎是赖尔克的《马尔蒂·劳里亚德兹·布里格的笔记》。当然，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有一次见面时，我报告说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曾经鼓励我当作家，我不好意思地问她，她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我认为你可以当作家，”她友善地说，“但你得做出决定，你是否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

直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定她是否真的相信我能“当作家”，但我那时太年轻，也太感激她了，没有去问她这个问题。我完全把这个告诫给忘了，也就是说，这是种艰苦的生活。仗着年轻人愚蠢的自信，我对自己说：“因为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所以很艰苦。我可不会过艰苦的生活。”

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以后，我听到的个人对她的反应有两类。“她对我非常亲切友好，总是如此，”一个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她同事的人这么写道。“我发现她非常可爱、非常善良，当然也非常出色。虽然也很伤感。她知道痛是怎么回事。”另一类则没那么友善，我不太乐意提到这一类，但它是针对她成长的文学性文化而言的，也就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由男性一统天下的《党人评论》。有个曾经和她一起在委员会共过事的作家说：“她说话之前，你什么都不想说，因为她自然是会诋毁你的。这不是性别问题，不过是纯粹为刻薄而刻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她进来时，我们就想办法换位子。她针对其他作家所说的话都是毁灭性的。”另一个作家用广角审视她的行为：“我认为，她和（玛丽·）麦卡西及（芭芭拉·）爱泼斯坦，还有——甚至是政治方面的——贝拉·阿布朱格，一定是觉得在男性世界里，唯一能成功的方式就是欺凌——因为男性经常都是欺凌别人的人。刻薄算是一种第二性征。”

我听到的都是刻薄、伤人的话。在《时代》的讣闻上，我得知她写过一篇戏仿她的亲密朋友玛丽·麦卡西的畅销小说《这群人》的文章。文章“有恶作剧般的效果”，题目就叫《这伙人》，用假名泽维尔·普林发表在《纽约书评》上。人们私下里纳闷，这算是什么章法——公开嘲笑朋友的作品。

长达几星期之久，我都被对哈德威克小姐的攻击弄得困扰不堪。这个极其敏感的作家对别人的情感居然这么不敏感。我想到她在肯塔基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在十一个孩子中，她排行第八。父母对任何子女的关心都不可能太多。我还想到了步履维艰的婚姻让她付出的代价：几十年照顾一个患有躁狂抑郁症、经常住院治疗的洛厄尔，一个因为精神崩溃而常常投入别的女人怀抱的男人。人们会从他们的压迫者身上学到东西，或者说无权无势的人需要比自己弱势的人从而获得优越感，这已经不是秘密了。一个被父母欺凌的孩子会去欺负一个更小的孩子，不是因为他很坏，而是因为所有那些负面的能量都必须有个去处。还有哈德威克成长的文化背景，这要早于女权运动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也即我在巴纳德的那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