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去寻找那个时期的感觉，于是拿起了玛丽·麦卡西的自传——《知识分子回忆录》。我觉得自己真是中了大奖了：引言是哈德威克写的。她描述了到《党人评论》的编辑菲力普·拉夫家做客的事。那字里行间有我要的答案，或者说答案之一：“在拉夫家待的一个晚上便是进入了一个仗势欺人者的圈子，每个人都在欺负别的人。那种欺负人的方式，和寄宿学校讲的那种不一样，因为谁都没有优越感，反而有一种很强烈的平等感。最后，在子夜时分，随着一瓶瓶有害的四玫瑰威士忌[1]被喝掉，这种平等感也消失殆尽——直到下一次重新再来。”

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她还是个年轻姑娘。那时候，学习这种烫手行当的这些把戏的人还不多，她是其中之一。除了婚姻和照顾人带来的艰苦，她还是个灾难过后收拾残局的人。她的讣闻报道说，她觉得她和洛厄尔的关系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可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负担造成了不良影响。生活对她这么不友好，为什么要费心去对所有人表示友好呢？也许正是这样。我的猜测在打转。我再三考虑，是不是要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这个问题，或者是不是提提我那不切实际的心理学理论。一天晚上，我想起来可能有一张她寄给我的明信片。她早期的小说《鬼魂恋人》再版后，我写了篇书评，明信片是她因此而寄给我的。在一只装信件的盒子里，我却找到了一封1982年她用打字机打的信。我曾请她就我申请研究生院的事写封推荐信，随信寄过去三篇短篇小说。我怎么可能忘记这封信呢？这封信打在半透明的薄纸上，名字是用自来水笔签的，先是名，后是姓。

她对小说提出了坦率、具体的批评意见，然后是总体评价——“我在这些故事中看不到会让我知道这些故事出自同一个作者的那种声音，一种声音，一种特有的视觉，一种风格或者随便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还有几句话。这几句话让我那一年不断写下去，最终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读起来不让人感到别扭，不像业余作者写的。我觉得你很快就能写得更好，突然间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祝你好运。你有理由继续努力写小说。我敢肯定，我说过的，你已经上路了。”

我并不特别热衷读研，但这种办法似乎可以买来一些时间。当我最终只是被放在等候录取的名单中时，我感到很高兴：可以确认没有义务一定要上了。我本来有份全职工作，但刚刚被辞退，可以领几个月的失业保险金。这样，我就可以写我的小说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对我说过，我正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一想到这里，有时我会停下写作，从打字机上抬起头来，惊奇不已，感激万分。然后，我又低下头，继续写下去。

[1] 四玫瑰威士忌，美国肯塔基州波本(Bourbon)地区的一种著名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