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活中有这么一个部分——她所从事的教学工作，不论是我认识她之前还是之后——我发现她从不谈及，这很奇怪。学生时候的事，她谈了很多。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用如此敬重的口吻谈到自己的学生时代。谈起那个时代的事，她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情，让我觉得，那一定是她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候了。她说，芝加哥大学造就了她；她虽然没有在那里学会怎么写作，但是学会了细读和如何带着批评的眼光去思考。她还保留着那时候的课堂笔记。

现在，我意识到，她不喜欢教书，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太爱当学生。她一辈子都保留着学生的习惯和气质。她还总是很年轻，除了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年轻。和她亲近的人经常把她比做孩子（她无法独处；她丝毫未减的好奇心；她四十多岁得癌症时还没有健康保险，而在那些日子里，健康保险是消费得起的）。大卫和我开玩笑说，她是我们可怕的婴儿。（有一次，因为苦于要完成一篇文章，她认为我们对她的支持不够，很生气，说：“如果你们不为我做，至少得为西方文化做。”）长期以来，她在我心里的形象和学生形象极为吻合，一种很狂热的形象：整晚熬夜、周围堆着书和文章、超速驾驶、一支接一支抽烟、阅读、做笔记、用打字机打字、奋发努力、勇于竞争。她要写出A+的文章。她要拿班上的第一名。

连她的公寓——完全是反中产阶级式的，抱歉得很，一点也不安逸——这也令人想起学生生活。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数量不断增加的书籍，但它们大多是平装本的，书架则是便宜的松木板的。家具很少，也没有窗帘和地毯，厨房用具也很少。那里从不做饭，除非有什么客人来做。也没有娱乐，甚至在过节时也没有。如果有客人，他或她会被招待喝杯咖啡饮料（从来没有酒类），或者他们也可能受邀和我们一起吃冷冻食品做的晚餐或是一碗罐头类的汤。第一次造访的人显然都会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年作家居然过着像研究生一样的生活，这让他们感到很吃惊。（一切都变了。她五十多岁时会说：“我发现我即使没有比我所认识的每个人更努力，至少也一直像他们一样努力地工作着，但赚的钱却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少。”于是，她改变了那部分生活。但我现在说的是过去——在拥有切尔西街的复式大房子以前，在有大书房、善本书、艺术收藏、设计师设计的服装、郊区住宅、个人助理、管家和私人厨师之前。我和她那时候的年纪差不多的时候，有一天我遇到她，她对我直摇头，说：“你打算做些什么呢？一辈子都像个研究生那么过日子？”）

每当有大学给她教职而她又知道推不掉时，她便感到痛苦万分。她经常是推掉，哪怕她需要钱也一样，然后就祝贺自己推掉了这份差事。那些靠写作比她生活得更好的人，居然还会觊觎终身教职，她感到很讶异。很多作家经常抱怨，教学把他们搞得很惨，因为教书影响了写作。为此，她感到很气愤。一般来说，她瞧不起那些没有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人。她相信，除非很穷，否则，大多数人要谋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对她来说，把生活保障凌驾于自由之上，这是很可悲的选择。这很奴性。

她认为，至少在我们这个文化里，人们比他们认为的更加自由，他们也比他们似乎乐意承认的有更大的选择权。她还认为，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如果不是全部，大多都在你自己的掌控之中。她总是追着我去掌控。不要让别人欺负你，她这么威逼我。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喜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