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还有约翰·加德纳的其他告诫，我是怎么回答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

虽然约翰承认很欣赏我的小说《人间乐园》、《奢侈的人们》、《他们》、《奇境》——虽然他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头版就我的后现代哥特式小说《金发女郎》发表了一篇深思熟虑、宽宏大量的长篇评论，而且总是在聚会的场合公开称赞我，而同样在这些场合他会淘气地／恶意地谴责我们的很多同僚——约翰似乎总是对我感到很失望。我就像是个卫星，在设法逃避一颗强有力的行星的万有引力——这就是以人间的约翰·加德纳体现出来的美国的托尔斯泰。

长期以来，我对詹姆斯·乔伊斯戏谑式实验方法的偏好不亚于对D. H. 劳伦斯那决不妥协的悲剧性人文主义的偏好，也不亚于对弗朗兹·卡夫卡荒诞的超现实主义的偏好。因此，我不太可能会被我来自巴达维亚这西部地区后定居纽约的老乡所影响。我不可能由别人来告诉我该做什么，更不用说为什么必须这么做了。我也不理解约翰攻击那些稍稍比他年长一些的后现代同辈人的那股热情。他们中有一些是，或者说曾经是，他的朋友——约翰·巴斯、罗伯特·库弗、斯坦利·埃尔金；我从来就不理解一些竞争对手的尖刻，他们伤害约翰比伤害别人还更厉害。在约翰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这些本该成为朋友或是支持者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

另一方面，我也不十分理解救世主式的人物——威吓人的托尔斯泰，正派的马丁·路德。我从来就不理解为什么像约翰·加德纳这样独特的人会这么想影响别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在喧闹的晚上，约翰喝醉后东倒西歪地、很雄辩地说着冗长的独白，或是和某个敢于向他挑战的人争辩。这时候，我就会想起亨利·大卫·梭罗平静且很理性的话：我从来没发现比孤独更友善的伙伴。为什么会有这种欲望，你认为他们必须那样思维，就命令他们那样去思维呢？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徒劳无益的，也是愚蠢透顶的。

多年来试图让别人改变自己的观点、说教、中伤别的作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约翰的集体对抗。这他可能也预料到了。约翰招致的负面声名也是他情绪低落的原因之一，对此我毫不怀疑。这最终导致他酗酒，还有喝着酒骑车——不顾一切地骑摩托车，最终让他丧了命。事故发生在1982年，在宾厄姆顿外的纽约北部地区一条砂石乡间道路上。

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两次离异，正要跟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作家结婚。她曾经是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学生。

我还记得刚听说约翰去世时的情形。我应邀去普林斯顿公共图书馆朗读作品，主持活动的图书管理员告诉了我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约翰·加德纳死了。”我一点也没认为这个“约翰·加德纳”可能是另外一个约翰·加德纳，一个写流行神秘小说的作家。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个约翰·加德纳就是我来自西部的现居纽约的朋友。而且我知道，或者说似乎知道，约翰的死（四十九岁）被证明既是事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意孤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