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约翰·加德纳喝酒没有那么厉害，如果他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尤金·奥尼尔笔下那些注定要毁灭的人物那样忍不住就要喝酒的话，假如他没有在酒精的作用下疯狂地夸大自己的形象——看到自己的命运之神渐渐变大，写下了“伟大的美国小说”，“改变了”他那个时代的“意识”的话，他现在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呢？我最深刻的记忆是约翰拥抱我，紧紧地拥抱我的情形。这是约翰习惯性的见面礼，也是约翰习惯性的告别礼。我记得，约翰带着威士忌酒味吻我的面颊——斑白的头发凌乱地垂挂在有点厚实的宽肩膀上，打着手势的手脏兮兮的，像是无指手套似的。我记得他眼里的亮光，还有他闷烧着的烟斗发出的刺鼻味道。“乔伊斯，你知道，我们和劳伦斯一样出色——也许比他还出色，对不？劳伦斯、乔伊斯、福克纳——我们和他们平起平坐，或者说将来会和他们平起平坐。你知道这一点，对吗？加油！”

早期的影响。人们常说，对我们关系重大的唯一影响来自我们早期的生活，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在我很可能没有读完整本或是整本都读过的几千本——上万本？——书中，肯定有很多对我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某些真正的影响。只有几本隐约有过某种超自然的影响，就像在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一样：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埃德加·爱伦·坡的《金甲虫和其他故事》——我孩提时代的伟大书籍。

另外，刚进入青春期时，每个星期六，我母亲开车去城里买食品杂货，我则到洛克波特公共图书馆去借书，像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我们的时代》、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书名——我一生中某个年代的伟大书籍。在那个年代，我的“文学”自我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当然，当学生的时候，不论是在纽约州威廉斯维尔的威廉斯维尔中学，还是我1960年从那里毕业的锡拉丘兹大学，我都有过有影响的老师——不断有很能鼓舞人、很能启发人且很有洞察力的老师。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在布法罗北部的尼亚加拉县的乡间上过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我在其他地方写过这所学校——非常有限的“教育履历”，这为我们大家出于怀旧目的寻找素材提供了很有用的记忆，但人们不可能会理性地去吹嘘这种履历，更不会是很理想的或者“很有影响”的履历了。（我对我们亚马逊流域的老师迪茨夫人的记忆接近福克纳对那个黑人管家迪尔西的简洁的赞美之词：他们忍受着。她面对的是一群六英尺高的农场男孩的反叛和莽撞。他们根本不喜欢书本学习，甚至连安静地坐着，一次也只能坐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