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突然需要哈罗德帮他的忙，去启发他，最终给他评价。哈罗德是他的父亲／教练，而他的挑战者则是儿子／新手。幸运的话，他可能冒出来，成为他梦想中世界一流的天才。

虽然同性恋有时候会被认为是恶毒的、不讨人喜欢的，但他们通常不玩像这样危害极大的游戏。他们不会试图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也许，他们（我们）信心不够，不会在他们心脏地带，在他们栖居的最隐秘、最深处的地方去挑战另外一个男性。我们同性恋者不想属于什么，我们不想玩球——我们不是团体运动员，所以，在别人给我们评价时，我们怎么可能鞠躬呢？我们宁愿失败，退出赛场——当弃权者。我们的父亲或者父亲的兄弟们怎么可能在我们要喊他们叔叔的当口蹂躏我们呢？这种退出的方式，就是我们胜利的方式。

当然，每一次文学晚会，哈罗德几乎都要参加。每天都花好几小时和唐·德里罗、哈罗德·布鲁姆、丹尼斯·多纳休通电话，这很可能是有好处的。德里罗告诉他，要不担心死亡，办法就是看很多电视。

好玩的是，哈罗德并不是和一个人同住，而是和两个男人一起住，这一点从来没人提到过。同样也没人提到，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蒸汽房里是臭名昭著的。别人不知道哈罗德是同性恋——他也远非一个冷漠、不受个人情绪影响的作家。他一生的作品都是基于他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期的经验创作的。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高个、复杂、英俊、健康、聪明的犹太小伙子，那也是跟他没有私交的人对他的看法。

哈罗德把期望值提到这么高——毕竟他不只是试图“写出第二本书”，而是在写伟大的美国小说——当然，他得在他自己的路途中设置路障。他买了台计算机。但那个年代，一台计算机就可以填满整间屋子了。只有企业和侦探才拥有计算机。必须掌握一整套新的写作方法和输入方法，才能使用计算机。哈罗德邀请我去看那嘤嘤嗡嗡的机器。机器放在一间房间里，一个IBM公司的人正在教他如何使用，教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那一整份长长的、潦草的手稿将被输入计算机。只有那时候，才能对内容、重复、内心的一致及流畅性进行适当的分析。

我的心直往下沉，我还在用圆珠笔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作呢。我也重写过，但写得很快，只有过一次；这是最不费力的一种写作，而且是最愉快的写作。

对我来说，困难的是写作。我没什么信心，也没什么耐心，一段话就会突然引起对自己的怀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正穿过一堵花岗岩砌的墙，在自尊心和抵抗力并不强的巨大、厚实的防御工事中硬挤出一条小路来。其他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正在森林里赛跑，但小路已经消失了，长满了树木杂草——或者一条路分成了两条或者三条。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没有动力，也没有方向。

哈罗德似乎就没有这些疑问。有时候，他谈论写作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讨论过的方法。一个法国作家可能会说，他先在头脑里构思出整部作品，做过研究，把引人入胜的复杂情节都组织好——现在要做的就只是“编写”了，这意思是说实际的写作阶段，就好像那只是一个细节，像作曲家所说的“管弦乐作曲法”一样。我从来没看到过那长篇巨著的任何手稿，但我看过关于如何组织编排的模糊不清、面容枯槁的战争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