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黑文的夜晚，我和一小群研究生在安可酒吧喝酒：林德拉·埃尔库利、埃利萨·马德、迈克尔·塞罗廷斯基和玛丽·昆坦斯：解构主义者；新海德格尔派；符号学家；心理分析师。埃辛，从上大学时起我一直在追的女人，从纽约过来。她在《名利场》干了几年挑选照片的工作，是为蒂娜·布朗干的。她现在在《村声》工作。她嘲讽地看着我们在安可酒吧的行径，那目光让我感到绝望。在那，实实在在的人在写能够实实在在发表的实实在在的事，而我却不可避免地置身一种我决不会写也从来没写过的生活。埃辛说，你看。不管你在干什么，全都没用。你最好尝试些别的事。她给了我可以投稿的杂志名单：《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国家》和《纽约书评》。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纽约书评》的助理给我打来电话——你等一下好吗？西尔弗斯先生要和你说话。电话里传来柔和的英国口音的声音，邀请我去面谈。

那年春天，在纽黑文，丁香花开了，水木也绿了。我等着和他见面。我边等边想象着传奇人物罗伯特·西尔弗斯和他的助手在一座褐色砂石建筑的一楼，很可能在西村。我想象着自己的办公室也在那，也许，从窗户望出去，是一个布局凌乱的后花园，天长日久地在那写着，编辑着，参加编辑会议，赴午餐和晚宴。我想象着我们在办公室里，中午叫外卖来吃，读着校样，争论着政治问题。

自然，很快，我就要给《纽约书评》写东西了。

很快，我就要出版小说了。

待在研究生院？千万别。写吧。

最近，我的工作让我又到了那个可爱的底特律妓女曾经对我说她那萨满教式话语的地方。我来到她曾经住的公寓，在那里逡巡着，我明白了某些富有戏剧性的东西，有了奇特经历。那个在她床上的年轻人，三十年前？他的每一个抱负，我都实现了。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在中西部，在一个阴沉沉的冬日。令人吃惊的是，这并没让我感到很骄傲，反而很伤心，伤心得几乎到了可怕的地步。是不是实现抱负也有令人失望之处呢？我最近塑造的一个人物说：哪怕它们完全一样，它们成为你想要的东西和你得到的东西又有多少差别呢？

我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那想法让我感到难过了，因为，不可避免的，抱负的实现就必然伴随着幻想的失去。当我自己有了这种想法，也就是我赋予我的小说人物的想法时，我觉得非常感激鲍伯·西尔弗斯。因为他，我真的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末那两年的工作。这两年让我最终开始实现那个年轻人，其实是男孩，梦想实现的抱负。

II

在我的想象中，那栋褐色的砂石建筑里，办公室都很高雅。当然，我到《纽约书评》面试，得到助理编辑的工作后，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杂志社在西五十七街250号的菲斯克大楼第十三层的一角，在旧体育馆书店的对面。我很怀疑，只要谁在《纽约书评》工作过，想起那些办公室来，都会带着一种既恨之入骨又爱之深切的独特情感。你走过一条带着无可指责的污垢的走廊，左拐经过一个收发室。一个装模作样的收发员可能跟你说话，也可能不跟你说话——他经常是被发现在一张戴安娜·罗斯的照片下，给员工们理发——经过没有窗户的书架，已故的乔纳森·利伯森曾坐在一堆书中间，还有工作室，一群艺术家把杂志排开，旁边还有剪刀、胶带和现今已经不再使用的不可思议的工具——斯达机器——一大堆杂志旁边有张手写的字条：

别把这些扔掉。这些都是本期刊物。不是垃圾。请注意其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