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在编辑桅杆的顶部，紧接着在其下面的就是编辑助理——跟我们这些助理编辑正好相反，我们可是生活在桅杆上最小部分的贫民窟——编辑助理的办公室和英国寄宿学校里拥挤的房间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职责大多局限在做校对、核查事实、监督杂志的印制这样机械性的工作上，还有，像已故的鲍伯·塔什曼（对我来说，他可是个大人物），就是残忍地折磨他的同事们，编排关于鲍伯·西尔弗斯的荒唐的笑话。（鲍伯·西尔弗斯和成吉思汗有什么不一样呢？成吉思汗没有把做了标记的清样寄给作者。等等。）这样，在给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手段方面，鲍伯和芭芭拉几乎代表了所有和杂志的知识内容有关的东西——建议指派任务、调查作者，还有极少量亲自编辑的东西。时不时地，他们还可能会放弃不做——然后交给他们自己的助理编辑去做，也就是说，交给像我这样刚进来的员工去做。所以，从端咖啡到接通电话都是我的职责——请等一下好吗，我让西尔弗斯先生和你说话——还有就是为文学和学术界的名人逐行编辑文稿。在我任期的头几个月，我想不通这件事。接下来我就明白了：这种建构表明，在这个桅杆上不可能有什么升迁之路。像我这样的助理编辑不能成为编辑助理，因为只有头衔往上升级——工作本身却在往下降，而为了往上升——很多人都想升到桅杆上高一层的职位——助理编辑必须往上挪。下面没有什么威胁。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杂志，其主编们的权力——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限权力——是受保护的。这一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说明了不单是关于办公室的某些深奥的东西，而且是关于这一行的某些深奥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就是安排鲍伯的社交生活、经济生活和上班生活；把书寄给作者，并从他们那里收集文章；知晓出版物、出版目录、作者和政治；泡咖啡和送午餐；辨认鲍伯写在文章上和毛条校样上面的手写文字；打信件，接电话；研究晦涩难懂的话题；知晓出版界和杂志界的闲言碎语；读寄到我们这儿的每一篇文章；拆邮件；订餐馆；清理掉落的食物和鲍伯抽舍曼烟上瘾而掉落的烟灰，还有他吃的一种叫做超速苗条的蜜糖型食物补养品遗落的碎末。三个强壮的年轻人几乎马不停蹄地工作，还是无法跟上鲍伯的步伐。一种勉强控制得住的混乱，加上把他弄得沮丧不已——常常就是我——这就是我们上班生活的特点。我的工作可能做得不够好，真若如此，这也是我唯一一个做不好的工作。但我怀疑，我是否已经在发工资的名单中。因为，一个多星期前，我第一次听到从鲍伯的办公室传来一声大喊——尼尔在哪？——不管那时和我待在一起的是谁，都会尴尬得呆若木鸡，这也成了我相信是金斯利·埃米斯在某个地方所说的“令人震惊的训斥”的前奏。

我并不介意。从我走进那里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纽约书评》的一切。首先，在我的一生中，我父母亲的早餐桌上都有这份杂志，有份著名订户名单，这名单经由I. F. 斯通传给鲍伯·西尔弗斯。我父母亲是那份名单中的特许订户。在那办公室里，两年间，我几乎见到了纽约出版界的每一个人，从乔纳森·加拉西到鲍伯·韦尔；从艾丽斯·梅休到桑尼·梅塔和——虽然只是打过电话——传奇经纪人斯威夫蒂·拉扎尔。至于作家，从哪儿说起呢？苏珊·桑塔格、V. S. 奈保尔、艾赛亚·柏林、默里·肯普顿、欧文·豪、海伦·文德勒、约瑟夫·布罗茨基，和过了几年就去世的伊齐·斯通。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德雷珀是个标新立异的英雄。我和他精诚合作。我通过电话和法国一家鲜为人知的档案馆联系，做了点侦探工作。为此，脚注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得到了这个荣誉（在该研究领域的一位竞争对手出去吃午饭时，我说服一位档案保管员给我读了他作品的一个部分），埃辛和我还应邀到普林斯顿去和他及他妻子一起吃午餐，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