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我终于看到了我过去从未想象过的世界：鲍伯与时装设计师和娱乐圈名流参加的富有魅力的《第六页》杂志的重大聚会；与亨利·基辛格和费利克斯·罗哈廷在国外关系事务委员会和世纪俱乐部一起吃饭的情景；他和他的正式女朋友经常去参加的欧洲拜罗伊特巡游和伦敦社交季节；他保持这么多联系的华盛顿；最后但也是很重要的，由《纽约书评》的创办人和编辑独占鳌头的错综复杂的纽约出版界。

求你了。别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一种幻想换成了另一种幻想。我曾经尝试过要看到自己成为学术界人士，但没有成功。现在我正在做应急实验，要看到自己成为一个编辑，一个表达能力强、穿着考究、有着急于成功的迫切心情的年轻人，正在出版界的梯子上往上爬，收集一批作者，学习这一行业。夜复一夜，夜复一夜地，我把鲍伯一丝不苟的文字打成干净的底稿。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斜体字？“眼下”和“当前”有什么区别？这个句子中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把词典扔到地上？他是像评论家声称的在减弱语言的力量，还是像世界各地的粉丝们说的在带来真相？一期又一期，《纽约书评》署名文章中的那些技巧对我来说开始变得更清楚明白了——虽然我还不知道这一点，但我自己的技巧就此随之而来。

请别。写吧。我领悟了鲍伯令人震惊的编辑话语，更领悟了作家们起起落落的样式：晚会上听到的名字，朋友的推荐，提前知道一本新书，为了推介新作家和保持老作家的地位，如何排名和把握时机这些诀窍，和市场达成妥协，理想主义的行为，不可能招人喜欢的评价那难以和解的特点。在《纽约书评》看着书和作家的命运，就是经历巴尔扎克式的幻想破灭。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就是这么回事。鲍伯桌子上（刚开始工作时，我发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还未回复的信件）散放着的和他密切关注的文件里，我发现了数不胜数的关于抱负和失落、骄傲自大和启发灵感的故事，每个都称得上是《人间喜剧》。数不胜数？每年，我们的信件都能装满五六个大文件柜，然后被拖到档案室里存放。有一天，它们将构成一个幸运学者一辈子的工作。

当今出色的作家，总能升到和桑塔格在她的信里称之为“鲍伯，亲爱的”编辑合作的高度，而他们跌落的深度也是没有底的。（有一次，我问鲍伯，为了报复约翰·厄普代克令人讨厌地把信的收件人写成鲍伯·西尔伯斯，我的回信是不是可以写成约翰·厄伯代克。可他不让我那么写。）我们学会了同样泰然自若地看着恳求者顺从地提交给我们编辑的东西，以及傲慢者自杀式的拒绝，两者同样都没有意义。他为什么不发我的文章？有一次，一个被拒绝的作家在电话上问，声音里全是苦恼。坐在第八大道上面的办公室里，我试图弄清楚决定文章是否在杂志上发表时对影响和趣味的仔细斟酌，文章的中心、杂志的声誉、作者的忠诚度、商业需要、邮寄费、广告、字数，还有那不容商量的书贴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印刷机上印刷的任何东西，其页码只能以四、八，或者十六倍这样的固定数量增加或者减少，这是个不可改变的事实。